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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溥杰自传》叶祖孚（执笔）

　　一 祖父醇贤亲王奕譞
　　我的祖父醇贤亲王奕譞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咸丰皇帝的弟弟。北京人对他应是不陌生的。从温泉往北走不远，在妙高峰的地方有个宏伟庄严的醇贤亲王坟，就是我祖父奕譞的墓地，现在还吸引着一些游人去瞻仰游玩。
　　奕譞的命运和清末后来掌权的慈禧太后是分不开的。19岁那年即咸丰十年（1859年），他还在上书房读书的时候，就根据西太后的旨意与她的妹妹叶赫那拉氏成婚，这样就成为后来慈禧太后的近亲。1861年8月22日，咸丰皇帝病逝承德避暑山庄，11月慈禧挫败肃顺等奉命掌管政治大臣的势力。那时 21岁的奕譞奉命亲自捉拿了肃顺，这是他后来飞黄腾达的基础。26岁，他筹备京城防守。33岁，他由醇郡王晋封为亲王。45岁时，他参与了军机处紧要事件的商议。46岁，他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统统归他节制调遣，还带领禁卫军保卫皇宫。正当壮年的奕譞成了清王朝内有权势的人物。如果他要弄权的话，完全可以作威作福一番的。可是慈禧对奕譞的信任，反而使奕譞变得异常地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因为他愈亲近慈禧，愈知道慈禧的猜忌任性、不可一世。他不敢安然享受这些权势禄位，所以他曾一再请求辞去他担任的总理海军等职务，但总未获准，而且为了慈禧的需要，反而挪借北洋海军的军费为她修建了北京西郊的避暑胜地 ——颐和园。47岁时，他更被赏坐杏黄肩舆，他一再固辞。甚至有人对他的赞扬奉承，他也以为是有人要陷害他而心存戒备。最能说明这种心理的是1875年，同治皇帝病逝，慈禧让立奕譞的次子载湉作为咸丰的嗣子，即光绪皇帝。这本来是个“喜讯”，可是奕譞听说后却大惊失色，当即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后来他自己说：“臣前日仰瞻遗容，五内崩裂，已觉气体难更，犹思力济艰难，尽事听命。忽蒙懿旨下降择定嗣皇帝，仓猝之间昏迷罔知所措。迨异回家内，身战心摇，如痴如梦。致触犯旧有肝疾等症，实属委顿成废。”
　　以此遮盖他的失态。慈禧也认为他“情词恳挚，出于至诚”，而没有深究。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慈禧为了维护并巩固她的权威，必然要信任奕譞这样的近支亲属。奕譞也一再用各种方式表明自己对朝廷忠心耿耿，让慈禧放心。例如他把自己的居室命名为“退省斋”、“九思堂”、“恩波亭”等等，都是表明自己对清室感激涕零，是毫无野心的。我在祖母处，看到一个象牙镇纸，上面刻有我祖父亲笔题词：“闲可养心，退思补过”，就说明了他这种心情。至于慈禧后来派人砍掉我祖父坟上的白果树那件事，那是听信了一种迷信的说法，说我家出了两位皇上（光绪以及后来的溥仪），风水好，“皇”是“白”、“王”两字的重叠，出于女人的嫉忌心，她派人砍掉了祖父坟上的白果树。对慈禧这样的人来说，这种做法符合她的心理状态。但她对我家毕竟还是信任的。我祖父晚年的处境优于一度炙手可热的恭亲王奕欣。这与他一再表示退让、毫无野心的姿态有关。奕譞卒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谥曰“贤”，称醇贤亲王，这是我家的第一代醇亲王。
　　我的嫡祖母是叶赫那拉氏，她是慈禧的同胞妹子。“嫡”是说明她在妻妾正庶之分中正室的地位。嫡祖母既是慈禧的胞妹，应该是和慈禧很亲近的，但恰恰不是。嫡祖母为人拘谨，头脑里旧的观念根深蒂固。夏天轻易不到花园里去，怕踩死蚂蚁，罪过。光绪被选进宫去以后，底下还有两个孩子，她心疼孩子，怕孩子得病，不敢让孩子吃饱，节制饮食。孩子饿得皮包骨头，得了营养不良的病。仆人们看见孩子饿得可怜，偷偷地给些吃的，又受到训斥，最后这两个孩子活活饿死了。同治死后，西太后看戏，召我嫡祖母进宫一同看戏，她闭着眼不看。慈禧问她为什么不看戏，嫡祖母说：“国丧不能看戏”，把西太后气哭了，觉得这个人怎么这样不近人情！她们亲姊妹之间的关系是不好的。嫡祖母卒于光绪三十二年。她死后，慈禧亲来吊丧，慈禧吵闹着把家中最值钱的珠宝簪环之类东西都装在棺材里陪葬，这种做法有些类似“文化大革命”中的抄家。当时祖父已经病故，慈禧的专横无礼使全家惊恐不已。
　　慈禧既和嫡祖母不和，她还想出个绝招来治我嫡祖母。她赐个宫女给祖父，叫颜扎氏，并封为侧福晋。慈禧赐的宫女，祖父怎敢不要呢？更不能亏待她。颜扎氏长得漂亮，又常被慈禧叫进宫去，她常和嫡祖母作对，使醇亲王府内宅不宁。我们叫嫡祖母为“正祖母”，颜扎氏为“大祖母”。
　　我的亲祖母是刘佳氏，父亲载沣是她所生。她原是王府中的“侍女”，是汉族，当时满汉不能通婚，纳妾则不在此例。但是也必须走加入满族旗的手续，在汉字姓下加个“佳”字，便算属于满军旗的人了。我祖父有一妻三妾，颜扎氏是第一房，刘佳氏是第二房，李佳氏是第三房。刘佳氏喜爱载沣，也疼爱溥仪和我们兄弟几人。她后来精神失常了，是因为受了慈禧的迫害。首先是为我父亲的婚姻问题生气得了病。光绪二十七年，慈禧为了政治上的需要，硬把她的心腹大学士荣禄的女儿指定嫁给我父亲。庚子年四月，我父亲已经和画石桥福宅的姑娘定了亲，那也是慈禧指的婚，后来慈禧忽然变了主意，不顾人家姑娘死活，硬要我父亲娶荣禄的女儿为妻。当时我祖母因为八国联军入侵，正在京西妙高峰的醇贤亲王园寝避难，一听到这个消息，急得几乎昏了过去。兵荒马乱之中，消息传来，说福姑娘已在联军入城后殉了难。那时洋鬼子进城专门糟蹋王爷府的福晋和格格，福姑娘不愿受辱，就自尽了。我父亲知道这个消息后很难过，他在日记中写了下面一段《纪事》：
　　佳丽虚名，夫妻休想。未睹卿容，遽尔永别焉。夫佳偶虚名，心哀原聘。本年七月联军入都之变，传云画石桥福宅姑娘，先奉口口口懿旨指为余之福晋，今已殉难，年方十七岁。惜哉恸乎！和硕醇亲王载沣书。
　　这段《纪事》很能说明我父亲当时思念福姑娘，不愿意和荣禄女儿结婚的心情。
　　第二，她的小儿子、我的七叔父载涛被慈禧指定强行过继给嘉庆的第五子和硕惠端亲王绵愉的第六子贝勒衔固山贝子奕谟为嗣，后又下令过继给我祖父的八弟多罗锺端郡王奕洽为嗣。奕谟老夫妇为这事生气得病而死，我的祖母也气出了病。第三，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慈禧又用晴天霹雳的手段，突然地把她最心爱的长孙、我的大哥溥仪接入宫中，继嗣同治兼祧光绪为帝。她实在舍不得，更怕溥仪将来也落得个光绪那样的下场，忧虑焦急，就得了精神病。祖母是在溥仪出宫以后才去世的。她实际上死于乳癌，父亲曾请意大利大夫和法国大夫为她治病，都没有治好。
　　二 父亲醇亲王载沣
　　光绪九年（1883年）正月初五日，父亲载沣生于北京宣武门内太平湖醇贤亲王府清荫斋西厢房内。光绪二十年（1894年）全家自太平湖醇贤亲王府邸移居什刹后海北河沿新修之醇亲王府（通常称做北府）。因为祖父去世，原来的府邸改建为醇贤亲王祠。由于祖父的关系，父亲很早就步入政坛。祖父刚病故，慈禧就下令让父亲载沣继承醇亲王位。这是我家的第二代醇亲王。
　　父亲19岁那年（光绪二十七年）补授内大臣、阅兵大臣。那年正是庚子事变之后，因为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一案，清朝政府要派亲王作专使去德国道歉，慈禧选中我父亲。父亲带领参赞大臣张翼、荫昌等经香港、新加坡、锡兰、瑞士到达德国。德国本打算让我父亲见德皇时行中国式的跪拜礼，由于父亲不答应，经多方交涉算是没有再度丢脸。在见到德皇和在德国参观后回到北京。这件事使慈禧觉得父亲办事有能力，更加重用他。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他被授命为军机大臣。同年十月在慈禧、光绪相继病危的情况下，我大哥溥仪被送进宫教养。十月二十二日慈禧临终前下令立溥仪为皇帝，父亲为监国摄政王，所有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负责裁定。
　　我父亲虽然成了国家拥有最高权力的人，可是他是个老实人，也和我祖父一样，都是把权力看得较淡，再加上庆亲王奕劻在当时的北洋大臣袁世凯的利用下，使袁世凯逐渐得到实际权力。还有个说法，说是光绪临死前曾给摄政王留下遗诏，要求杀死袁世凯。我虽然没有听我父亲口述过，但我父亲不满意袁世凯，则是真的。所以在他当上摄政王后，曾以回家养足疾为名黜退了袁世凯，可是到武昌起义时又只好起用他。袁世凯出山后也不买我父亲的帐，使父亲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我们小时候也都痛恨袁世凯，看到袁世凯的相片，就用手剜去其眼睛。但我母亲由于荣禄和袁的关系，曾反对我们这样的恶作剧。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父亲立即主动放弃了摄政王的地位，回家以后反而高兴地对家人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说罢轻轻抱起了我。当时母亲被他那种轻松的神气气得哭了一场，父亲倒是心安理得地开始了新生活。
　　1912年9月孙中山先生来北京，要见我父亲。父亲有些紧张。孙中山先生不是说过要“驱除鞑虏”吗？这“鞑虏”不就是满族吗？父亲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家里接待了孙中山先生。一见面，孙中山先生就说：“你拥护共和，这很好呀！虽然你是摄政王，但将来在中华民国五族共和的大家庭里，你还是有前途的。”
　　我父亲说：“我拥护民国，大势所趋，感谢民国政府对我们的照顾。”
　　孙中山先生赠给父亲他亲笔签名的照片。父亲非常感动。父亲想回拜孙中山先生，被袁世凯阻止了。袁世凯对父亲不放心。
　　父亲喜欢读书，各种书报杂志都看，经常读的是史书，尤其是《资治通鉴》。晚年自号“书癖”，他有方图章，刻的是“书癖”两字；也爱看戏，喜欢看杨小楼、梅兰芳、谭鑫培等人的戏。他甚至还喜欢学点天文学。夏季夜晚，他给孩子们指认天上的星座。每逢日食出现，他和孩子们隔着薰黑的玻璃片观察太阳，并把日食、月食经过的情况记入日记，附上工笔绘画的图形。我常想父亲如果不当摄政王，专门读书研究的话，一定会有相当成就的。我后来喜欢读书，也是受到家庭的影响。父亲生前坚持不参预伪满洲国事，只是短时间去看望过溥仪两三次。他曾表示不同意溥仪当伪满皇帝，因为溥仪不听，气得哭了一场。溥仪想把父亲留在东北，他用装病等方法坚持回到北京。他于1951年2月3日病逝，终年68岁。解放后他将“北府”出售给国家，并将家中文物书籍捐赠给北京大学。在50年代还带头认购胜利折实公债，这些都是他热爱祖国的具体表现。
　　母亲瓜尔佳氏，名幼兰，是荣禄的女儿。她是慈禧指定与父亲结婚的。父亲明知袁世凯通过荣禄出卖了光绪帝和维新派，他对荣禄实在没有好感。不过慈禧指令他非和荣禄的女儿成亲不可，他无法抗拒，所以后来他和母亲之间的感情不深厚。
　　民国以后，父亲不当摄政王了。我们仍住在北府。父亲本来是个淡泊的人，早晨起来向祖母请过安后，就到宝翰堂书房去洗脸吃早点，然后看书写字。中午和母亲一起吃午饭后，又到他的书房里继续看书。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回到内宅和母亲一起吃晚饭，饭后又到祖母处问晚安。然后他们夫妻俩说些闲话，结束一天的生活。在辛亥革命前，溥仪是继承同治兼祧光绪的清朝末代皇帝，是和醇亲王家的父母兄妹不能见面的。在革命以后，溥仪仍然过着“关门天子”的特殊生活，醇亲王府的人却有了进宫去探望的可能。于是我母亲经常在溥仪的四位继母——同治妃敬懿、庄和、荣惠和光绪妃端康（即瑾妃）的命令下进宫去探亲。这几位宫中、府中的妇女凑在一起，无非表示一些对民国的不满，留恋清朝的旧思想而已。母亲还认得一些荣禄过去的老部下，如在北京步军统领衙门做事的袁得亮之类，经常托这些人打听些社会情况，或请他们办些事，着实被他们骗去了些钱，我就知道母亲曾请这些人置了一些地契，买来一看，差不多都是假的。
　　母亲和端康太妃堪称莫逆之交。由端康做媒，我在17岁时和她的侄女唐怡莹结了婚。由于感情不合，使我的青年生活非常痛苦。端康也想请我母亲通过袁得亮与社会上的军阀官僚来往，她赠送出去的一些礼物也都被袁得亮之类骗走了。隆裕太后病故后，在故宫后院的小朝廷里，端康想效法当年慈禧太后控制光绪皇帝那样把溥仪抓在手心里。她对溥仪的管教十分严厉。溥仪不服。有一次太监给溥仪置了一套民国将领穿的大礼服，帽子上还有个像白鸡毛掸子似的翎子，还有军刀和皮带。溥仪穿后洋洋得意地照了像。端康知道后，责打了买礼服的太监，还罚他们去当苦役。溥仪为此事非常恼恨。过了不久，端康辞退了太医院的大夫范一梅，溥仪受到身边老师以及太监们的鼓动，就去找端康大闹：“你为什么辞掉范一梅？我是不是皇帝？谁说了话算数？”端康没有想到溥仪会反抗她，气得脸色发白，就把我的祖母、父亲和母亲都找了去，不依不饶。家里只好让溥仪向端康赔了不是。为这件事，母亲觉得自尊心受到损害，从宫里回去，就吞鸦片自杀了。我还记得她吞鸦片后，在府内各处走走，巡视了一遍，两眼发直，她拉着我的手说：“你哥哥是大清皇帝。你要帮助你哥哥恢复祖业，别像你阿玛那样没有出息。”说完不久，药性发作，就死了。
　　三 “金黄色”的童年
　　我父亲一共有4个儿子、7个女儿。长子溥仪、次子溥杰、三子溥倛（3岁殇）、四子溥任。长女韫媖（已故）、次女韫和、三女韫颖、四女韫娴、五女韫馨、六女韫娱（已故）、七女韫欢。我在15岁时一直奉命陪同溥仪在毓庆宫读书，直到溥仪结婚为止。
　　我的童年生活跟普通儿童不一样，处身王府之中，后来又陪溥仪读书，出入宫廷，既很孤独，又有一些独特的趣事，姑名之为“金黄色”的童年生活。
　　放生
　　我的童年生活刻板孤独。每天早晨到祖母、父亲、母亲那里去请安，说几句话，如“今天天气真好”，呆几分钟就走，等于客人一样，没有家人那种亲切的味道。我看我父亲、母亲对我祖母也是这样客客气气的。
　　童年生活中也有些乐事，如“放生”。我们家以及宫中都行“放生”，即把活的鸟儿放归自然，以此取乐。主人生日逢整数的时候，祝寿是要“放生” 的，尤其宫中更讲究这一点。先做好一只寿桃，把寿桃掰开时，会出现“万寿无疆”四个字的字条，同时飞出一只鸟儿，飞向天际，自由飞翔，大家拍手欢笑，这叫 “放生”。我祖母40岁生日的时候，北府唱戏，为她祝寿，同时放出一批鸟。不想这批鸟关的时间太长，都不会飞了，放出去后都倒在地上扑腾。我一见，就跺脚说：“死了！死了！”立刻被母亲训斥一顿：“小孩子怎么尽胡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呢！”
　　放生是件乐事，更让我们高兴的，就是会亲了。
　　四 会亲
　　溥仪是3岁送进宫的。进宫以后，我一直没有见过他。10岁的时候，我的祖母、母亲带着我和长妹进宫去“会亲”，我才看见了溥仪哥哥。“会亲”，本来是指皇后以下宫眷的亲属被召入宫中会见亲人而言。对皇帝来说，无所谓会亲，因为清朝历代皇帝，差不多都是父死子继，不可能在宫廷外面还有直系亲属。清朝光绪皇帝，虽由醇王府入宫，以弟继兄当了皇帝，但当时的慈安、慈禧两个太后便成了抚育他成长的母亲，他的真正的生母叶赫那拉氏倒反而不能看见他。所以光绪皇帝一进宫门，就是他们母子间的生离死别。但是溥仪入宫，却允许我们进宫去会亲。这是因为当时清王朝的统治已经被民国政府所代替，溥仪已经逊位，可以不按照过去的老规矩办事了。同时当时在宫中担任母育责任的有敬懿、庄和、荣惠、端康四位太妃。她们都愿意拉拢溥仪，以便提高她们在当时苟延残喘的小朝廷中的地位。敬懿太妃住在太极殿，溥仪住在长春宫，二人相距最近。敬懿很想利用这种便利条件接近溥仪，从而也提高她在其他三宫中的威望，所以她提出要接我的祖母、母亲、我和长妹韫媖进宫去看望溥仪。消息传来，因为事出突然，全家乱成一团。祖母紧张地和母亲说：“这回可真见着他（指溥仪）了。”说着眼圈就红了起来。我母亲虽不像祖母那样紧张，但也显得很忙乱。他让我和长妹到廊外去恭迎“天使”到来，她们自己则在屋内鹄候着。少顷“天使”在我家首领太监牛祥的陪同下，一本正经地走进来了。我定睛一看，不觉愕然，原来这位“天使”就是过去侍候过我的贴身小太监刘得顺（这时改名刘三顺）。只见他头戴金顶，身穿袍靴，慢腾腾地走进了我祖母所住的“信果堂”，神气十足地站在堂屋中央的方桌东侧。我祖母赶紧领着我们兄妹，先对着方桌望空向太妃请安，然后又半向左转退到桌子西侧依次而立。这时，刘得顺才煞有介事地传达敬懿太妃的谕旨：“主子问老福晋、福晋好，传老福晋、福晋带着溥杰阿哥、韫媖大格格于某日某时进宫会亲！”说罢又将敬懿赐给我们的礼物都摆在桌上，如成匹的绸缎、玉■、荷包等物。我们又向北望空叩了三个头谢恩。这时刘得顺才恢复他从前在我家的太监身分，向我们这些人依次跪地请安。因为这样的会亲尚属初次，他又向我们详细地交代了一番注意事项：如进宫可带几个妈妈、几名太监、住多少天，还告诉我们太妃准备赐给我花翎，我们要做好哪些准备工作等等。讲完了，他向我们逐个请安，告辞而出。我们兄妹俩仍把他送到南廊尽头，才算完成了这个迎接“天使”的礼仪。
　　刘得顺走后，我们整整忙碌了两三天，然后按指定的时日出府进宫。
　　那天出发时，我祖母、母亲每人乘了一顶8人抬的大轿，我和长妹分别与看妈坐在两辆震得脑袋发疼的大轿车内，跟在后面。祖母、母亲都梳两把头（旗人妇女发式），身穿蟒袍，胸挂朝珠；我穿戴上红顶官帽、蓝袍青褂和小黑缎官靴；妹妹虽无官服，也穿上满身锦绣的旗袍和坎肩。一行人在太监和王府人员的前呼后拥下，来到神武门。这时除轿车仍可继续前进外，所有跟随的人员都须下马步行；及至到了划分外廷与内廷界限的苍震门，王府一般人员便不能继续前进了，只许妈妈、太监继续跟着。此时，我们都换乘了由宫中太监所抬的二人肩舆，所有照料等事情也由太妃派来的太监接过来；王府跟来的妈妈、太监只能跟在后面。我们坐着肩舆经过御花园、太极殿来到长春宫，都到西配殿等候召见。
　　我们刚坐下来休息，刘得顺就对我母亲说：少时太妃宣布赏赐我花翎时，我要“碰头谢恩”，他问我会不会碰头？我大声回答说：“我不会碰头，可是翎子我已经带来了。”刘得顺连忙笑着拦阻我说：“二爷，您先别嚷，翎子还没有赏给您呢？”我母亲也笑了，同时瞪了我一眼。刘得顺就教给我：听到太妃赏戴花翎时，我要马上跪下，摘下官帽放在右膝的右前方，再把脑门接触地面三次，然后戴上帽子再叩三个头，这就叫“碰头谢恩”。我记在心里。
　　我们在西配殿里坐了一会儿，太监就来召唤，说敬懿太妃要接见我们了。我们便跟着进入体元殿。南窗炕上坐着一个头戴比丘帽，身穿古色古香长袍的老太太，想必那就是敬懿太妃了。我们向她叩了三个头请安，并呈上贡物（八盒点心）。太妃和蔼地说了一声：“你们辛苦了。”一个太监取出一个小方盘来，里面放着玉■和绿玉戒指，那是她送给我们的礼物。太监把戒指递给祖母和母亲，又将玉■挂在我兄妹襟前的第二个钮扣上。我们又叩了三个头谢恩。太妃这才说：“坐下吧！”我们才分别坐在临时摆下的四个椅子上。太妃就和祖母、母亲开始谈话，说些一般的客套话。只是祖母一提到溥仪，就流泪不止，她确实想念她心爱的孙子。溥仪进宫已经7年了，她一直没有见过呀！
　　谈了些时候，太妃说：“皇帝请安来了，老福晋下去歇歇去吧！”于是太监又把我们领到刚才歇息的地方，所有在旁侍立的宫女也忙退了出来。太妃之所以让我们离开，是因为溥仪虽然是我母亲的亲儿子，可他毕竟是个皇帝，不能在太妃面前向祖母行“家礼”，只有退出去后，才能让我们一家人方便地说话行礼。我们在西配殿里等了不到十分钟的功夫，太监即把我们领到院中。这时，只见体元殿的后宫门一开，一大群太监簇拥着一个和我差不多岁数的小孩子走了出来，这就是溥仪。他只比我大一岁多。他来到我祖母面前，一个太监放下一块黄色拜垫，溥仪就跪下给祖母、母亲各请了一个跪安。这时，祖母激动得几乎哭出声来，母亲则茫然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溥仪站起来后也显得很拘束。专门照顾溥仪生活的大总管太监张谦和打破了僵局，他笑着对祖母、母亲说：“奴才万岁爷（意思是奴才的万岁爷）平常老惦记着老福晋和福晋，多少年不见，有些认生了。过一两天熟了，就好了。”于是在他的提议下，大家一道来到长春宫西配殿。祖母、母亲和溥仪面对面坐着，我和长妹规规矩矩地侍立在一旁。我们就这样地随便谈了不到十分钟，这个别离7年才相逢的重要时刻就结束了。
　　我在那次见到溥仪以前，虽然知道有这样一个哥哥，但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他当了皇帝了，在我的想像中应该是一个头戴冠冕、身穿大袖黄袍、五绺长髯的老头儿，但我见到的却是一个穿着长袍马褂的小孩子。我感到意外，也感到新奇。等到我们进宫后的第一次见面结束后，溥仪就来问我：
　　“你们在家里玩什么？”
　　我说：“我们会玩儿捉迷藏。”
　　“你们也玩捉迷藏呀？那太好了。”溥仪说着就把我们带到了他经常去的养心殿，就玩起捉迷藏的游戏了。我们干脆把养心殿的窗帘全部都挡上，整个屋子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两个哥哥合伙吓唬妹妹。玩得可痛快了。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里记下了那次玩捉迷藏的游戏。游玩中间，他忽然发现了我的衣袖里也是黄色的，就发起脾气来，因为黄色是只有皇家才能使用的。他一发脾气，我也吓坏了，马上恢复了君臣之间的界限。我和溥仪，名为兄弟，实际上是君臣，我叫他 “皇上”（背后也是这样称呼的），他叫我“溥杰”。在北京、天津、伪满时代，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来到苏联，都是这样叫的。经过了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十年改造，我才叫他“哥哥”，他也叫我“弟弟”。这种情况，别人听了是很难想像的吧！
　　吃饭的时刻到了，太妃又把我们叫到体元殿内。有一个太监跪在地上对太妃说：“老爷子进吃的！”这是说溥仪该吃饭了。于是许多穿蓝袍子的太监在殿中的堂屋里摆下两张餐桌，又接上一个长腿方桌，然后把覆有银盖的碗盘一个个摆到桌上；桌上东头摆了一个雕木食座，这是太妃坐的；沿着餐桌的两边各放了两把椅子，这是我们坐的。然后摆饭的太监高喊了一声“碗盖”，其他太监很快的把碗盘上的银盖全部取了下来，放在一个空提盒内由太监提走。霎时间各种菜肴的香味汇集起来，空气中飘散着一种难以形容的诱人的酒肉味儿。这种丰盛的山珍海味展示的场面远超过醇亲王府过年过节的场面，我们都有叹为观止的感觉。这时，太监又跪在地上回禀：
　　“吃的摆齐了。”
　　太妃这才坐到她的雕木宝座上。太监又对我祖母说：“赐你同桌！”于是我们四人又向太妃跪下叩了三个头，谢“同桌”之恩。太妃说：“往后‘同桌’，就不必谢恩了。”我们这才坐下吃饭。刘得顺不断地给我们夹菜，我们面前的小盘很快就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菜。我们小心翼翼地吃着。饭前，祖母、母亲早就交代过，不要狼吞虎咽，好像一辈子没有吃过似的，太丢人！
　　大家正在吃饭之际，忽见一个头戴银白顶的太监进来跪在地上，用朗朗的声音向太妃报告说：
　　“奴才万岁爷进（即吃了）了一碗金银米、半个馒头、一碗玉米粥……，进得香（即吃得好）。”
　　因为溥仪吃饭是不与我们同桌的，他单有用餐的屋子，所以每次用膳后，必须有两个带班的太监轮流到四位太妃处报告，以便太妃们能够及时了解他饮食的情况，以便加以指点，尽到母亲哺育的责任。
　　吃完饭后，我们就退到殿中两端的屏风后面，有太监端来漱口盂、热手巾把，让我们漱口、擦手；并且还捧上一只小银盆，里面装着盐渍槟榔、豆蔲等食品，供我们饭后含在口内助消化用。
　　太妃吃罢饭后也要漱口、擦手，不过她自己进行，不让别人看见。她坐在东边南炕上，宫女、太监们将她的嗽口盂、牙刷等物端上去后就纷纷退了出来，因为太妃安了假牙，她不愿意别人看见她刷假牙。太监还悄悄地关照我们兄妹，不要去看太妃刷假牙。我有些好奇，心想牙怎么会有假的呢？真想去看一看，可我不敢，我还是没有看成。
　　进宫的第二天，我们照例坐上肩舆给其他三位太妃去请安，也照例要有“进奉”（四盒点心或水果）和“回赏”（衣料、古玩等等）；每处至多耽上二十多分钟，太妃们说一声：“你们休息去吧！”我们就告辞了。
　　我们在宫里住了好几天。这几天，每天早晨六点起床，梳洗完后吃早点。早点是每人一大盘烧饼、一大盘甜油果和咸油果（油条）；菜有酱肉、熏鸡、香肠、小肚和各种酱菜；还有糖莲子、百合汤等甜食和热汤面条。吃完早餐，换上衣服到我母亲的房间请早安；等她梳洗完后，我们再一道去祖母处，请早安；等祖母装扮好后，我们又一道到太妃处请安。这样一系列的请安完毕后，大约就到了吃午饭的时刻了。吃午饭仍然与太妃同桌，饭后就陪着太妃到殿中或御花园中散步。所谓殿中散步，就是太妃由宫女、太监左右两边陪着和祖母、母亲在她居住的殿中从东到西，再从西到东地来回溜达着，边走边谈，有时也坐下闲谈。当她们在殿中散步时，我和长妹就被太监带到殿中西侧屏风的后面去听唱片。唱片无非是谭鑫培的《定军山》一类。这样到了下午3点多钟，散步也该结束了，太监捧上果盒，里边有干鲜果品、蜜饯、糕点等食物。我们陪太妃吃罢果盒就开始午睡。到下午5点多钟，溥仪来访。这是我们一天最快活的时候。他在祖母处谈了十几分钟的话，就带我们兄妹到养心殿去玩儿。在那儿，我们虽然也请安、叩头，但我们毕竟是孩子，一玩起来，就把祖母订的规矩全置诸脑后不顾，有说有笑，玩得挺起劲。我们玩够了，就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吃晚饭是与溥仪“同桌”吃饭。吃完饭大约是8点多钟。这时候大总管张谦和或者溥仪的看妈李妈、张妈，乳母王二嫫来催我们回去。溥仪照例说一声：“休息去吧！”我们就由太妃派来的太监领回到她那儿。这时太妃多半还在和祖母等说闲话，有的太监为了助兴，表演一些小节目，如学杨小楼《水帘洞》中的猴儿，出个洋相，逗大家一乐。一直到九、十点钟，太妃说：“你们休息去吧！”大家才回到自己的房间睡觉。
　　这样的生活过了好几天。“会亲”总有结束的时候，我们要出宫回府了。祖母、母亲领着我们到各宫太妃处去辞行。这时，我们不再“进奉”，但赏赐还是有的。一次“会亲”下来，总计大人每人得到四件衣料、二百两白银；小孩每人得到二件衣料、一百两白银；此外还有不少古玩玉器。随来的看妈、太监，每人也有几两银子的赏钱。当然，我们对于宫内的太监、宫女、妈妈也要照赏不误，但总的说来，我们得到的东西要超过赏出的东西。
　　离别的时刻到来了。溥仪来和祖母、母亲告别，祖母伤心地掉泪，母亲也有些难受。祖母和母亲早就嘱咐过我们：“临别必须垂涕”，但我兄妹俩没有这种伤心的感觉，哭不出来，只好用手指蘸着唾沫去抹眼角，不料被母亲看见了，回家以后，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敬懿太妃出于拉拢我们的目的，发起这次“会亲”，为此她受到端康太妃的攻击。端康甚至还嘲笑我们不该和敬懿来往。但到我13岁的时候，端康太妃忽然也派人来宣我们进宫会亲了。母亲觉得很奇怪，她对我祖母说：“这真是冷锅里冒热气了。”我们不能不去会亲，而且会亲能够看到溥仪，这也是祖母和母亲所乐意的。当我们应端康之邀去会亲时，照例也去拜会敬懿。敬懿不高兴地说：“在哪里都一样。”以后她就不怎么召我们去会亲了。相反，端康召我们会亲的次数却多了起来。诚如我母亲所言，确是“冷锅里冒了热气”，她对我们的饮食供应等都超过了敬懿太妃。她还表示要认我三妹韫颖为义女，每天派专人送我家两笼饭菜。她知道我好收藏鼻烟壶，也经常赏赐我鼻烟壶。后来，她以我祖母年纪大为理由，不让我祖母参加会亲，只让我母亲单独去，还允许带上我和我的三个同母生的妹妹。从此她和我母亲的关系一天天好起来，甚至连她的大总管刘承平和我母亲的亲信太监张金也打得火热。后来我知道他们是通过这两个太监的来往，利用原步军统领衙门左翼总兵袁得亮，竟和奉系的一些人勾结起来，想借用奉系的力量来搞复辟，以便自己独占“母权”。溥仪一旦重登宝座，她就是“太后”。我当时年幼，不知道她们勾结的具体情况，但也看出一些蛛丝马迹，如从张金同我母亲的谈话中，经常听到“奉天”、“张作霖”的名字，我母亲也经常同端康密谈到深夜。有一次，听说奉系于冲汉的儿子于静远，还曾悄悄地到宫中来过，由刘承平负责接待，并在刘的住所吃到了端康赏的丰盛佳肴，临走时端康还有赏赐。端康从前当光绪帝的瑾妃时，默默无闻，不想到了晚年，清朝已经土崩瓦解的情况下，却想重温慈禧的旧梦，挟持溥仪再当“太后”，更梦想依靠军阀重新复辟清朝。当溥仪不受她的挟持，公开顶撞她，她送给军阀活动的礼物又被中间人骗走以后，她迁怒于我的母亲，竟导致我母亲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五 伴溥仪读书
　　童年是要读书的。我和妹妹、弟弟们读书的地方是北府的“任真堂”。我从8岁起，直到17岁为止，每天上午从8时到正午，下午从1时到4时，都是读书的时间。我从15岁到18岁，每天上午还要到紫禁城的毓庆宫伴大哥溥仪读书。伴皇帝读书主要读四书五经，四书五经读完之后，又读了些《通鉴辑览》、《大学衍义》等书。和我一起伴读的有毓崇。毓崇在伴溥仪读汉文之前，也伴读过满文。溥佳是专伴溥仪读英文。溥仪的汉文老师是极有名的，像陈宝琛、朱益藩等。伊克坦则专教满文。庄士敦教溥仪英语。伴读是个“荣誉”的差使，有酬赏，还可以在紫禁城内骑马上下班。
　　溥仪很贪玩，学习不太用心。我的学习，平心而论还是比较用功的。但这是在家里学来的。府中的汉文老师是由陈宝琛介绍来的老夫子赵世骏。赵老师是江西人，一直没有做过官，民国以后在国史馆里工作。第一天见到他时，父亲特别关照我们这位老师是陈老师推荐来的，你们要好好地跟他读书。那一天我们都换了全身新的衣服鞋帽，诚惶诚恐地跟着父亲去见老师。只见一位道貌岸然的老头，头戴瓜皮小帽，身穿蓝袍青褂，已在书房里等着。父亲和他互揖一下就分宾主坐下。我们站在父亲的身后。父亲很恭敬地说了一番希望老师对学生严加管教的话。赵老师也客气地表示自己才疏学浅、当尽力而为等语。接着就开始了拜师典礼。我和我的妹妹依次跪在蓝布棉方垫上向老师叩了三个头。老师则在旁跪还礼，然后就向孔圣人的牌位叩了三个头。老师第一次只把《三字经》的第一页上“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四句话教我们念了一遍，这算完成了开学典礼。以后我们每天都要到任真堂去读书。放学后，每天都要向父亲、母亲、祖母汇报读书的情况，让他们检查学习成绩。我的四书五经、做诗、做文都是在那时学会的。这对我后来，确是受用无穷的。
　　还要说一下的，就是我向赵老师学习书法的情况。赵老师起初让我们描红模子，然后写仿和跳格，最后则是让我们临帖。一开始是让我临摹欧阳洵的《九成宫》，然后又摹写虞世南的《庙堂碑》，但我不喜欢欧字体，我最喜欢赵老师所写的褚字。但是他不让我去写，可我还是受了褚遂良的很大影响，于是就写成了我现在所写的字体。有人说我写的是这个体，那个体，我说什么也不是。
　　乘势挥毫异画眉，
　　标奇哗众候谁欺。
　　腕头气力刚浑洒，
　　纸上临摹守破离。
　　心正自然酣笔韵，
　　形拘只得趁丰姿。
　　百川汇海良佳喻，
　　依样葫芦匪我思。
　　这是我近年来写的《用笔偶得》七律诗，用以说明我对我自己字体的理解。
　　赵世骏老师是在抗战前夕于北京逝世的。
　　六 奇异的红纸包
　　毓庆宫伴读两年多，经常要陪着大哥溥仪溜溜逛逛。年轻人嘛！坐不惯书房的硬座椅，温习上课一段后，就常到各处闲溜，散散心。皇宫地方大，也有很多平时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有一天，我们来到养心殿西厢佛殿内，忽然发现在佛龛的里面放着一个红纸包。这下子触动了我们的好奇心，就爬上去取下了那个红纸包，只见纸包上面写着：“谁要打开看了，谁就不是我的子孙。”我们知道这是从前的乾隆皇帝祖先留下的字迹，尽管这是告诫我们不要拿出来看，但还是敌不过我们的好奇心情。我俩就一齐跪在地上向佛龛叩了三个头之后，才战战兢兢地打开了这个红纸包。原来正是乾隆皇帝的亲笔遗诏。原因是因为当初雍正皇帝在世时为了争夺帝位，曾经残杀过自己的兄弟。乾隆则是为了替雍正遮掩过去的一切，于是就写就了替父亲（雍正）忏悔的字样，并把它放在佛龛里。这是一种从心里向神佛祈祷说的话，并不希望别人知道。又谁知道在经历120年之后，却让我们哥儿俩发现了这个秘密。后来我曾谈起这桩事情，于是就流传出种种画蛇添足的流言蜚语来。例如康熙曾有“传位于四子”的遗诏之类的话，实际上不过是人们对雍正登基一事有怀疑而牵强附会编造出来的谎言。说康熙原想把王位传给十四子，是四子胤祯篡改成“于四子”登了基。请想一想“传位”这样的大事怎能不用满文来写诏书呢？而把“十四子”改成“四子”一事，不问而知这是人们编造的故事。我和溥仪发现龛内的红纸包，就可以明白看出是由于乾隆怀着替父赎罪的心情才来写的，并写上了“子孙不得打开”的字样。
　　七 滋长了恢复帝业的幻想
　　在我们兄弟的童年生活中，所受的教育完全是“家天下”的产物。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很早就已经酝酿着恢复祖宗帝业、复辟大清之类的反动想法。
　　辛亥革命以后，清朝的统治虽已被推翻，但在“清室优待条件”的护符下，我们仍然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不但溥仪仍然做着“关上门作皇帝”的美梦，在醇亲王府的大门里，人们还在留恋过去，不满现实，幻想着将来。例如对“太汗老佛爷”——努尔哈赤怎样以“七副遗甲起家”，康熙怎样亲征准噶尔，乾隆怎样三度“南巡”，同治怎样“中兴”，甚至对西太后的日常生活之类的话题，谈起来还是津津有味，听者眉飞色舞。说到辛亥革命、孙中山先生或袁世凯等话题便会垂头丧气甚至咬牙切齿。我们总觉得清王室列祖列宗深仁厚泽，人心思归，清朝不该就这样灭亡了，将来还有好起来的一天，等待着“否极泰来”。
　　我所受的教育更是一种封建礼教的反动教育。我的家塾老师赵世骏先生，溥仪的老师陈宝琛、朱益藩先生，都以“不食周粟”自命，是以至死不剪发辫为荣的忠于清室的顽固人物。他们善于假孔孟之道，结合帝王将相的反动历史观来颂扬清王朝的统治，同时还利用北洋军阀的黑暗面以攻击辛亥革命，嘲骂孙中山先生及一切新事物。记得我在10岁的时候，赵老师给我讲到《大学》中“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段时，便联系到“清室逊政”和军阀的混战，慨叹道：“变法图强就是维新，日本的‘明治维新’就证明了这个道理。我国就因‘群龙无首’，所以内忧外患才相逼而来……”我就问：“如果拿现在的军队和外国打仗，绝对赢不了么？”他沉痛地说：“你不要看同室操戈闹得火热，一碰到列强，能支持十分钟就是好的！”他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像。使我觉得中国是没有救了，要富强必须靠外国帮助。我的父亲载沣有一次也对我说：“清朝现在是完了，过去英国并吞印度，印度王公在社会上还有地位，可我们现在怎样呢？”我听了感觉到我们现在的处境还不如印度，因为没有帝国主义国家的扶植。后来我陪溥仪在毓庆宫读书，陈宝琛老师在教《御批通鉴辑览》讲到少康的八旬老臣靡奔有鬲氏借外援中兴夏王朝的那一段时，也意味深长地说：“臣就是皇上的臣靡。”诸如此类的熏陶教育，都使我滋长了一种要振兴清室必须借助外援的思想。虽然身处王府之中，却遥想着：将来靠哪个国家来帮助我恢复帝业呢？
　　八 向往辽阔灿烂的世界
　　在溥仪的老师中，英国人庄士敦应是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人。
　　1919年3月4日，雷湛奈尔德·约翰·弗莱明·庄士敦先生来到毓庆宫。他是由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推荐，经过徐世昌总统向英国公使馆交涉，正式聘来当溥仪的老师的。他来亚洲已经20多年，当过英国租借地威海卫的行政长官，熟悉中国的历史和各地风土人情，能说一口流利的华语。庄士敦来到溥仪身边之后，使得溥仪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学会了穿西服，剪辫子，戴手表，养狼狗，说英语。更重要的是他向往着紫禁城外那个辽阔灿烂的世界。他想到庄师傅那个国度去，到牛津大学去读书，开扩自己的眼界。到了那里，他可以通电发表声明，辞去民国的“优待”，不再寄人篱下了，也可以放开手实现自己恢复清室的宿愿了。
　　对我来说，我是伴读，我和溥仪的思想一样，想到外国去看看。紫禁城的生活太刻板、太单调了。我也想到英国去。英国人彬彬有礼，有“绅士”风度，从庄士敦先生身上就能看得出来。英国人肚量大，虽然并吞了印度，但印度的公侯依然存在，凭这一点，就足够我学习的。到外国去读书是要花钱的，没有钱怎么办？就往外拿东西。我每天上午进宫伴读，下午回家就带走一包东西，名义是皇上赏给我的。字画古籍，什么珍奇的都有，如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墨迹，欧阳询、米芾、赵孟頫的真迹等等。因为我喜欢写字，还记得一些字帖的名字，其他文物我还没有鉴赏能力，只是往家拿。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年多，一共拿出书画精品 2000多件，里面有手卷200多件，卷轴和册页200多件。这些文物都交给我父亲，由我父亲交给七叔载涛，带到他在天津英租界新置的房子里。后来在天津卖掉了几十件，大部分又带到伪满。最后的下落，我就不知道了。民国13年溥仪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查点毓庆宫财产的时候，发现了这个“溥杰赐品目录”，说赏给溥杰的东西“皆属琳琅秘籍，缥缃精品，天禄书目所载，宝籍三编所收，择其精华，大都移运宫外”。这是一点不假的。现在有人说我有些鉴别文物的能力，就是通过这一阶段偷运文物的活动养成的。其实那时只是拣好的挑，也谈不到“鉴赏”二字。
　　等到把东西运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和溥仪就要商量具体出走的计划了。到哪里去？当然到庄士敦师傅的国家英国去。这事情要保密，父亲、溥仪的四个太妃、朝廷内务府大小官员以及身边的太监都是要对他们严守秘密的，绝对不能走漏风声，具体的走法甚至对庄士敦师傅也要暂时保密。
　　我们兄弟俩商量好，通过当时驻华使团首席公使荷兰国欧登科的帮助秘密出走。为什么要托欧登科呢？当时有这样一个天真的想法：张勋复辟失败之后，就是这个荷兰公使欧登科派人把张勋从讨逆军的包围之中拉上汽车救出来的。荷兰又是个君主国家，他会支持我们这种被推翻了的小朝廷的。于是决定由我去找欧登科商谈。我本不认识欧登科，但不揣冒昧地找到了他，单刀直入地提出了这个要求，希望他帮助我们出走，送我们到英国去留学。欧登科爽朗地答应了。他还帮我们研究了具体的办法。定好日期，他派一辆汽车到神武门外等待，只要我们一走出神武门，坐上他的汽车，就可以把我们送到荷兰公使馆，再辗转送到英国去。这个欧登科答应为我们守口如瓶，可是他却把我去找他要求出走的经过写信告诉了庄士敦。庄士敦拿着这封信去找溥仪。溥仪一看庄师傅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就原原本本地把想到英国去留学之事告诉了他。庄士敦听后没有什么反响，只是笼统地说如果你们到了荷兰大使馆，到英国求学之事他可以助一臂之力。看来还是英国人聪明，他知道溥仪如果真的出走，英国与中华民国面上不好交代，他不能作出具体的支持。
　　我们定的出走的时间是民国12年（1923年）2月25日。走的那天溥仪想的太简单了，以为给几个钱买通宫里的太监就可以放行了。没想到太监报告了内务府，我们还没有走出养心殿，紫禁城里已经处于戒严状态。出走的计划失败了。
　　我们没有走到那辽阔灿烂的世界去。英国去不成，想别的办法吧！美国也是可以的，美国商人气息浓厚些，但他在中国“没有租界”，用九国公约“救中国免于瓜分”，也是个“堂堂大国”，可以到美国去。日本虽然阴险狡诈，但也是个君主制度国家，纵然比不上英美，但“明治维新”是我所向往的。实在没有地方去，日本也不是不可以考虑。正好这时日本积极拉拢我们，于是就有了后来我们投靠日本的丑事。
　　九 东北之行失败而归
　　民国13年（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溥仪仓皇出宫，住在北府。他在罗振玉等人的安排下，先是住进了德国医院，后来住到日本使馆。民国14年（1925年）2月23日，溥仪和日本公使夫妇告别，坐火车来到天津，住在张园。之后他多方面接见各种政治力量，力图复辟。最后他在日本人的安排下，于1932年潜往东北，尔后又建立了伪满洲国。在这期间，我随父亲经常去天津，也常和溥仪在一起。
　　我17岁和唐怡莹结婚成家。我自己在社会上的活动也逐渐多了起来。这时庄士敦已回英国，和我来往的外国朋友中美国人多一些，我认为他们尊重我们这些前清贵族，其“重视”程度不亚于英国人。和我经常往来的美国人有美国公使馆的上尉武官康士丹、给慈禧画过像的柯尔老姑娘、能唱昆曲《琴挑》的何斯太太、中美通讯社的克德益等。我们经常在一起吃饭、看电影、到北京饭店跳舞。
　　和我来往的日本人有和肃王府有密切关系的小平、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夫妻、能说中国话的池部参赞。
　　中国人的朋友中有青年外交家顾维钧、提倡新文学的胡适。此外，还有一些如标榜不吃军阀而甘心给外国人做事的陈贯一、社交老前辈的唐在礼太太、被誉为开明贵族的豫亲王太福晋等。他们常常带给我一些“新鲜空气”，我觉得他们比身边的那些王公贵族、遗老遗少要好。那些王公贵族们虽然不只一次地向我灌输复辟思想，但他们本人只会摆“皇族”架子，没有什么本领，吃喝玩乐，坐吃山空，走下坡路，有的已穷到靠典当过日子，有的甚至去拉洋车。他们没有什么出息，要靠他们来复辟清朝、恢复帝制是不可能的。我只有在这些“新派”的朋友中间物色力量，寻找复辟清朝的新途径。
　　1926年正当我20岁的时候，由陈贯一夫妻介绍，我在北京饭店的舞场中认识了张学良。这在我一生中是件大事。我俩后来成了好朋友。我非常仰慕这位青年将军，他的一举一动都引起我的注意。他进出时前呼后拥，备受人们尊敬，令我羡慕，真有“大丈夫不当如是耶”之感。我已经认识到我真要恢复过去的家世地位，光凭空想是没有用的，还得掌握枪杆子。北洋军阀所以操生杀予夺随心所欲之权是由于他们有武装。我几次三番向张学良表示了这种“投笔从戎”的愿望。张学良招待我赴南口参观打退冯玉祥军队的“战绩”，我也引以为莫大的荣幸。1927年张学良赴河南指挥作战，我经常去信慰问他，还表示了想到前线去看望他。张学良了解我的心思，就对我说：“你既然想当个军人，可以投考讲武堂，我负责让你进去！”说完，他又翻开西服上衣，指着挂在内兜上的一个徽章对我说：“这是‘同泽俱乐部’的徽章，在奉天看戏、看电影都不用花钱。”这使我更向往去当一名军人。
　　1927年奉军因受到北伐军和冯玉祥、阎锡山军队的四面围攻，决定撤退到关外。张学良给我打来了电话，劝我可偕全家暂赴天津外国租号躲避。他说：“冯玉祥来了，你们是很危险的。”我想，是的，当初不是冯玉祥逼着溥仪退出故宫的吗？我更想到我当军人的那件事。我在电话中气急败坏地对张学良说： “你走了，我上讲武堂的事可怎么办呢？”张学良不耐烦地说：“你的事好办。你到天津可以住在法租界我的二太太的家里，等有机会到奉天来就是了。”于是我就吓唬着我的父亲非要去天津躲避一阵不可。我们全家就搭乘着奉军撤退的兵车，来到了天津。我的父亲和弟弟、妹妹们住在英租界溥仪的一所房子里。我和当时的妻子唐怡莹住在张学良的姨太太谷瑞玉的家中。住了几个月之后，谷瑞玉要回奉天，我就想和谷一起到奉天去，以实践到讲武堂学习的宿愿。我在唐怡莹的怂恿下，给父亲载沣、哥哥溥仪各留下一封信，就和谷瑞玉一起登上日本货船——天潮丸到大连去了。船到大连，有一名日本翻译中岛比多吉带着四五名日本警察登船检查。他们一看到我，就问：“您是从天津来的溥仪前皇帝的弟弟么？”我知道不能隐瞒，只得说“是”。中岛说：“请您先到星浦大和旅馆歇一歇吧？”这时谷瑞玉和她带来的“日本通”周培炳都惊慌失色，不知道我要出什么问题，就对我说：“今天晚上，我们也都到星浦去吧！”当时我在日本警察的挟持下只好登上小汽船来到星浦旅馆。在那里，中岛掏出一封电报给我看，电报大意是说前皇帝的弟弟溥杰到大连后望妥为监视，暂在大连安排居住，有人会去接回。原来我父亲和溥仪接到我的信后就托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电请大连的日本水上警察署将我扣留软禁起来，等待天津派人来接。
　　当晚，谷瑞玉和周培炳等来到星浦大和旅馆来看望我，和我共进晚餐，都劝我不要着急，他们回到奉天之后一定为我想办法。我将信将疑，我知道张学良对日本又恨又怕，不一定能从日本人手里把我救出来。我在大和旅馆住了十几天，每天都有会说中国话的日本警察来监视我，也领我参观了海产馆等地。最后接我的人来了，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徐勤之子徐良（后来在汪伪政权中当了汉奸）。他见了我，先恭维一番，结论是：“何必给张学良当部下，直接到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有多好！”于是我和他一起回到了天津。
　　回来以后，溥仪见了我也说：“想当军人也用不着给张学良作事，我可以送你到日本士官学校去学习……”这时正是东陵盗宝事件发生之后不久。溥仪也痛感到自己要有武装，才能不受欺侮。他决心派自己亲骨肉中最可靠的人到日本去学习陆军技术。于是就决定了我以后到日本专学军事的命运。虽然讲武堂没有去成，我被迫回到天津，但是可以到日本去留学，我还是觉得很高兴。
　　十 进入日本的贵族学校——学习院
　　我到日本去学军事，得会说日本话。于是溥仪给我请了个教日语的家庭教师，他名叫远山猛雄，是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介绍给溥仪的。远山在天津日侨学校教华语，身材矮小，口蓄短须，看上去完全是个典型的日本人。他很健谈，一开口就是日本的“武士道”与“大和魂”如何如何。他第一次见到我，就夸示他因经常钓鱼而被日光晒得铁黑的皮肤，说：“我就是日本的姜太公啊！”说罢，哈哈大笑。他对溥仪非常“恭敬”，对当我的日语教师特别是对我将赴日留学，更感兴趣，因此不但努力教好我的日语，对于接洽留学之事，也完全承担。他也效仿我们对溥仪的称呼，叫溥仪为“皇上”，甚至有时对溥仪还答应“嗻”。
　　那时溥仪已结婚，和我一同学习日语的尚有溥仪的妻弟郭布罗·润麒，我们一同向远山学习日语达半年之久。我俩要到日本去留学之事传出去后，已经引起有些日本人的注意。他们看出溥仪将来是他们侵略中国的工具，我俩也是可以被他们利用的，都想接近我们。远山就经常请我们到他家去吃日本饭，有时也邀请我们参观天津日侨学校的运动会。他想办法把我俩掌握在他的手心里，不让其他日本人接近我们。例如，1928年日本在东京举办“唐宋元明书画展览会”，溥仪也把他从故宫带出的一些书画送去参加展览。日本的老陆军特务头子退役中将坂西利八郎特从日本来到天津，想让我作为溥仪的代表也去东京参加这个展览会，特请前清当过军机大臣毓朗的妻子来动员我。此事被远山知道了，他恐吓我说：“现在还是留学要紧，参加展览会没有多大意义。如果你一定要出这个风头，那留学的事我就不负责了。”我听到这种最后通牒式的严重警告后，只好回绝了坂西。其实远山不是怕我去参加展览会，而是怕我和坂西那样的人接触后，他便不能包揽我们的一切了。远山还怕我们到日本后与本国侨胞接近。有一次他危言耸听地对溥仪和我们说：“现在中国各地赴日留学的人很多。人多类杂，如果他们知道二位与皇上的关系，这很危险，……”于是溥仪就给我起了“金秉藩”的假名，意为秉承曾国藩之志，学成归来恢复清朝。为润麒起了“郭继英”的假名，即继承明朝开国名将沐英之意，忠于旧朝。更名换姓，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是私人留学，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影响，而且后来证明人们也都知道我们的真面目。远山这种做法，无非说明他想垄断我们的留学，把我们掌握在他的手心里。
　　远山把我们带到日本之后，我们先住在远山的友人坂本家里，游玩数天之后才来到东京，住在东京繁华街道丸之内旅馆内，天天吃饭，看戏，游山玩水。远山甚至还把我们带到他的故乡水户市，以便向乡人夸耀他认识我们这两个“重要人物”。那时我22岁。
　　这样不到半年光景，我们并没有留学，而是挥霍浪费，不务正业，把带来的学费、生活费统统花光了。这时远山觉得很为难，如果让我们回中国去，他没法向溥仪交代；如果再在日本呆下去，就必须找个经济上能负担我们生活的人。于是他想起了当时日本的大财阀大仓喜七郎。他托人向大仓喜七郎说项，希望大仓能把我们养起来。大仓喜七郎的父亲是日本有名的财阀也是政治市侩，民国成立以后，肃亲王善耆、恭亲王溥伟和清末大官僚升元等在日本内阁大隈重信的阴谋策划下，组织拉拢蒙匪巴尔扎布发动背叛中华民国重新复辟清朝的叛乱，就得到了他的资助。现在我们清朝的后裔来到日本读书，需要他们援助，喜七郎一听就满口答应，包揽下来。不但学费归其承担，连我们的生活费用也归他负责，甚至暑假期间回国的旅费也由大仓财阀负担。
　　远山在打通大仓的门路之后，大仓便介绍一个名叫武田秀三的“中国通”任我们的日语教师兼留学的东道主。我们住在他的家里，在东京都杉并区天治二五二青地。这个武田秀三神通广大，在日本军界有些影响，他的哥哥武田秀一是一个最后当了师团长的高级军官。他的叔父是个退役多年的陆军前辈军官。在他的妻子的家庭中也有一个名叫河合操的陆军大将。他们得知我俩要在日本留学的消息后非常欢迎，便把一向寄宿在他家的中国留学生一律撵走，在宿舍的二层楼上，给我们二人各预备了一间小客厅和一个卧室。桌椅橱柜都是新置，床榻被褥也很讲究，连小客厅里的地毯都是新买的。这样做，也是为了拉拢我们这两个将来对侵略中国有用的人。这笔安家费，不用说，都是大仓慷慨捐助的。
　　我们在武田家学了一年日语，才投考学习院。我们到日本的目的本来是为了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陆军。赴日之前，也和日本陆军当局联系过。但在我们到日之后，日本陆军方面忽然变卦，提出“凡考士官学校的，都得由本国的政府保送——最低限度也须由各地的政权保送。”我们是溥仪保送去的，而溥仪已经不掌握政权，他只代表他个人，这样我们就丧失了投考的资格，只能改入学习院学习。要入学习院，也得有个资格。学习院归日本宫内省管辖，学习院的成员必须是日本的皇族或华族（即日本的公侯伯子男贵族）的子弟。我们由于大仓的斡旋，进入了学习院学习。这样就与日本的宫内省发生了关系。
　　四年的学习院生活是紧张的。我先学了一年中等科，一年后即1930年4月，我升入高等科。我的汉文因为过去在家里打下了基础学起来是不费劲的，数理化则是需要我下苦功学习的。我还选学了一门德语。由于学习院向我们进行伦理道德观念的教育，使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学习院向我们进行“忠孝一致” 的教育，天皇既是君王，又是家长，臣民同是一祖相传下来的，对天皇来说“义则君臣，情则父子”。在这种思想教育下，老百姓更是死心塌地为天皇效劳。这种说法比中国的封建教育又进了一步，中国封建社会里把“忠”、“孝”对立起来，为人臣尽忠便不能尽孝，所以有些人为了尽孝道，就不能忠于君王。历史上改朝换代，理由很多，其中人们由于忠、孝的对立，不能无限忠于君王，也是一个原因。我接受了学习院这种教育观念，便对日本产生了感情。日本人也对我格外下功夫，平时礼貌有加，恭维备至，在上课时对我宣传忠君孝亲敬上尊孔之道。有一个名叫盐谷温的汉文教师，不仅在授课时盛赞明治维新，还经常赞美清朝的“康乾之治”，使我感到日本人对前清也是尊重的。这样，我就由原来认为日本“奸诈、野蛮”的恐日思想转到崇日而亲日，当然对于“日满亲善”也就认为是“势所必至，理所当然”了。
　　十一 “九·一八”事变前夕的风风雨雨
　　在学习院高等科学了一年多，正好是“九·一八”事变的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各种迹象都已表明日本帝国主义要向中国伸出魔掌了。1931年暑假前，我正想回天津度假之际，忽然接到由日本鹿儿岛步兵第四十五连大队长吉冈安直少佐寄来的一封信。吉冈安直这个人，我在这里要介绍一下，他从溥仪在天津时起到伪满时期一直是日本帝国主义派去专门搜集溥仪情报的人，后来成为溥仪身边的钉子。他没有什么战功，是靠监视溥仪有功而扶摇直上的。我在学习院读书时，他已经向我们哥俩进行他的“工作”了。吉冈在日本驻天津部队当上尉参谋时，就和溥仪有过打网球等酬酢来往，并向溥仪灌输过日本陆军强大的思想，促使溥仪送我到日本学习陆军技术。这次他是以溥仪的“好朋友”的资格，邀请我利用暑假归途到他的家乡鹿儿岛去作客的。我坐的火车刚一进站，他就不熟装熟地上来打招呼，雇车将我送到他的家里。他每天都领我到海滨游泳或到附近的名胜古迹游览，还到联队参观，到军官食堂和旅团长未松茂治家聚餐。过了一个星期之后，他才鬼鬼祟祟地对我讲：
　　“回到天津，请转告令兄，别看张学良在东北为所欲为，不久中国东北也许会发生什么事情。令兄是大有前途的，希望他多保重，等待时机的到来。”
　　听到他这种耐人寻味的话，又想到当时中日之间的微妙关系，我也意识到“良机将至”。7月10日，我回到天津后很快把这“喜讯”告诉了哥哥溥仪。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前后，一个名叫西协的同学曾问到我关于东北前途的看法。我说：“我想我的哥哥溥仪这次准能出来，‘东三省’可能脱离南京国民政府而完全独立，说不定能成为一个新‘满蒙国家’。你如不信，请往后看好了。”说话时洋洋自得，大有骄矜之色。
　　1931年7月29日，我正在假期中，日籍华族水野胜邦访问溥仪，当时我和郑孝胥在座。告别时，走到门口，水野胜邦送给溥仪一把扇子，扇子上的题字是：
　　“天，不可空勾践；时，不可无范蠡。”
　　我和水野子爵在日本时是早就认识的，他要送扇子给溥仪的事也向我提起过。溥仪收到扇子后问我这两句话怎么讲？我后来写信告诉他：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灭了越国；越王勾践被夫差所俘，卧薪尝胆，后来同忠臣范蠡等同心协力，灭了吴国，恢复越国。在日本引用这两句的典故是：1331年日本后醍醐天皇为灭掉镰仓幕府而举兵，因战败被幕府所俘，随即被流放到日本海的隐岐岛。流放途中，天皇在日本的中国美作地方的一个院子里休息时，一位名叫儿岛高德的忠臣就把这两句刻在院中的一棵樱花树干上，鼓励天皇要学习中国的勾践，为恢复故土而奋斗。后来这位天皇在很多“范蠡”式的忠臣辅助下，终于消灭了幕府，回到京都。这个日本故事名叫“建武之中兴”。
　　吉冈的话、水野的扇子，都给溥仪以启示，使他等待着复辟清朝机会的到来。不久，震憾人心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在溥仪和我来说，这是意料中的事，心里都在盘算着下一步的行动。就是在此时，溥仪经过一系列准备，在日本人和郑孝胥等人的协助下，潜往东北，当上了伪满洲国的执政。这是在1932 年2月23日。从这天起，苦难的东北完全变成了殖民地，三千万同胞沉沦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十二 一件羞愧的事——欢送侵略中国的日军出征
　　那时候，我还在学习院学习。有一件事，每一忆及，就使我感到十分羞愧。那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后，当时东京几乎每日都有满载兵士的兵车开往我国东北。在反动统治者的欺骗宣传下，日本的市民学生如醉如痴地到各站去欢送这些远征中国的侵略军队，挥舞着日本国旗，狂呼：“万岁！” 当然学习院的学生也要参加欢送的。有一天，有一列兵车从学校附近的月白车站出发，日本学生拉我一同到车站去欢送。我当时尚有一丝良心未泯，总觉得不好意思参加，就拒绝了，并连声说：“我是中国人，怎能到兵站去欢送打中国的日本兵呢？”日本学生七嘴八舌地反驳我说：“你是满洲人，汉人是你们的仇人，我们去东北是讨伐压在你们满洲人头上的张氏军阀。你去欢送有什么关系呢？”我听了寻思了一会儿，就杂在日本同学之中，去欢送屠杀自己祖国同胞的刽子手了。事后忆及，悔恨不已。
　　十三 傀儡政权中的溥仪
　　在溥仪爬上伪满傀儡宝座之后，我国的留日学生中绝大多数人义愤填膺，有的退学回国参加抗日活动，有的在日本开展宣传工作。我在学习院中因为有时报纸登载我的照片，发表有关我的消息，院里的老师和同学都对我刮目相看，我也难免得意忘形，白以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这时负责我们留学生活的武田秀三为我们担心，怕我和郭布罗·润麒两人因为身分的暴露，安全没有保证，“金秉藩”和“郭继英”这两个假名已不保险，索性换个日本人的名字吧。于是我改名“清水次雄”，“清水”的“清”意味着清朝的“清”字，“次雄”则是我原有的号。郭布罗·润麒改名“清水武雄”，“武雄”之武是志愿当军人的意思。
　　1932年夏季，第二次暑假时我又回国休假。不过这次不是回到北平和天津，而是回到日军铁蹄蹂躏下的伪满“首都”新京（即长春）。这次回国与往日大不相同，沿途备受优待，有人呼我“御弟”，有人则叫我“殿下”。到了沈阳，我因在日本留学，已经学会每到一地必须先拜会当地日本的权威人物，就先去拜访了日本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他是个身材不高，满脸微笑，官气甚深的人。他见了我们，略作寒暄之后，就让副官陪我们到“柳条沟”和北大营去察看日寇的 “战绩”。我在日本时，武田秀三曾告诉我，北大营一带有不少战死的日本人的墓标，如经过那里，可向墓标行礼默哀致敬，日本军人会受到感动的。我就乖乖地遵命行事，果然得到陪行军官的赞许，他们说：“将来满洲国正需要像您这样的人。”
　　在沈阳滞留两天之后，我便到了伪首都新京（长春）。到站之后，看见从车站到伪执政府，沿途布满了中国兵的岗哨，“新贵”和“遗老”们也都到站欢迎我，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受到的隆重待遇。当时我心里一酸，几乎掉下泪来。到了伪执政府，见到了溥仪。出乎我的意外，他并不怎么高兴。他面色阴沉地对我说：“他们曾有推我当大总统的话，我不乐意。现在虽当上‘执政’，已和他们约定好，先作一年看看再说……”我明白溥仪的意思，溥仪和我都是执意要恢复帝制、振兴清朝的。如今不当皇帝，却当个什么大总统，这有何意义呢？我说：“我认为与其当大总统，不如当执政。”因为由皇帝而当大总统，这有失身分。溥仪也有同感。我俩正说着话，直接操纵溥仪的关东军代理人上角利一笑嘻嘻地走来对溥仪说：“刚才关东军对阁下提出抗议。阁下派武装兵到车站，是违反武装人员不得入附属地的协定的。请阁下今后严加注意，不要再这样作……”溥仪听罢，嗒然变色，不得不表示了歉意。原来溥仪为了给我装饰场面，把临时拼凑而成的“翊卫军”（即伪禁卫队的前身）派到车站一带作为警戒，不料却违反了关东军的规定，因而受到侮辱。我觉得他很可怜，同时也对关东军的骄横态度感到愤慨，心中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这次回家度假，还有两个学习院的同学同行，和我一起来到长春参观游览。他们进出执政府，都能受到“翊卫军”和“护军”门岗的敬礼，尝过“执政御厨”的精美饭菜，他们回到日本以后，对我的环境和地位都艳羡不止。他们哪里知道在这种生活之后的难言之隐呢？有一次我们站在伪执政府的楼门口，看到两辆满载武装日本兵的卡车，一前一后保卫着日本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如入无人之境地闯进来。有一个亲戚悄悄地对我说：“英国对于殖民地的态度就是如此。”还有，凡是日本军官到来，溥仪总是随到随见。甚至有一次日本的校级军官带着朋友来参观“执政”的大客厅并抚摸“执政专用雕椅”。来时既未通知溥仪，也不办任何手续，便直接找溥仪的佣人吴长鸣要钥匙开门，吴也没有告诉溥仪便开门延入。溥仪当时对日本“客人”敢怒而不敢言。在“客人”走后，便把满腹闷气泄在吴的身上，大发了一通脾气。我当时在旁看着，不禁觉得现在溥仪这种傀儡生活既不能和在北京紫禁城里的小朝廷相比，甚至也不能和在天津做“关门皇帝”时相比。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呀！我感到惶惑。
　　我在长春住了约20天之后，便回到日本学习院继续求学。1933年3月，我和润麒一起毕业于学习院高等科。随后在日本军队实习服役四个月，便正式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本科学习军事，开始了我的军校生活。
　　十四 市谷台二号的军校生活
　　我终于来到朝思暮想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那年我已经26岁。
　　日本的军校原则上只培养日本本国的青年。军校课程分预科和本科两种。预科的招收对象是小学毕业和中学四年以上毕业的十六、七岁的日本人，他们在预科里接受两年军人初级教育，然后给每人确定兵种并分配到部队中实习服役半年之后，再进入军校本科深造。对外国军事留学生来说，只接收中华民国的学生，他们必须在国内进行完预备训练，到日本只进行本科训练，但不能同日本学生一起训练，而是单独训练。中华民国的留学生必须由中国政府推荐。对我来说，情况就不同了，我不能同中华民国的留学生编在一起受训，我是在日本贵族子弟学习的学习院内毕业，由伪满洲国推荐来日本军校本科学习的。我跳过了预科学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我的年龄比较大，不能再按部就班地学完预科再学本科，同时伪满洲国已经成立，眼下迫切需要建立一支作为伪满洲国“独立”国家的军队，培养下级军官就成了当务之急。
　　由伪满洲国推荐和我一起来到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将校候补生有11名。他们都是与爱新觉罗家族有关系的人，除了我和润麒外，还有溥佳（我的叔伯兄弟）、张梃（清末湖北提督张彪之子）、马骥良（熙洽的外甥）、毓峻（我的侄子）、裕哲（远房本家）、赵国圻（贵福之子）、孙文思（孙其昌的侄子）、祁继忠（溥仪的心腹佣人）等，共11人。我们这些来自伪满洲国的将校候补生由于有“日满一体”的精神可以和日本的候补生同吃、同住、同受教育。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论体力，不如日本人，又从未受过军人基础知识的训练，跳过预科，一下子就进入本科，有的人语言还不过关，真要在陆军士官学校里按照日本人的要求来进行学习是很困难的。和我同时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裕哲就因体力虚弱经受不起本科繁重的军事训练，两个月后就退学了。听说退学以后不久就病死了。对我来说，我个子比较瘦小，年龄又大了些，怎能经受得起这个艰苦的训练呢？但我想起我要帮助哥哥溥仪早日复活大清帝国，“复辟清朝”这个强烈的愿望使我咬着牙去自觉经受军校生活的磨炼，尽最大努力来掌握军校本科的所有课程。我要当个军人，只有军人才能完成恢复清朝的“神圣”任务。于是我就开始了位于市谷台二号像地狱一般的陆军士官学校的军窗生活。
　　十五 列队·独木桥·野外实习
　　我们这一期候补生是军校的第47期。每期学员360名，分两个中队，每个中队分6个分队，每个分队30人。在入校开学典礼之后，我的分队长三林定一中尉就在分队里面向大家介绍了我，告诉大家我是满洲国皇帝的弟弟，为了学习日本陆军的优良传统来到这里，大家不要对我有半点特殊的照顾。这也逼着我只能在这里刻苦学习，放弃在武田秀三家那种养尊处优的生活了。
　　在军校过的是一种刻板的生活。
　　5:30 起床，集合。整理寝室。
　　6:30 早餐，10分钟吃完饭，解手。
　　7:10 早自习
　　8:20—11:30 上课（有10分钟课间休息）
　　12:00—13:00 午餐
　　13:00—16:00 上课
　　16:00—17:00 运动
　　17:00—18:00 自由活动
　　18:00—19:00 晚餐，号令练习。
　　19:00—19:30 洗澡
　　19:30—21:00 晚自习
　　21:00 睡觉
　　在一天的生活里，首先让我感到头疼的是起床集合。清晨5:30（冬天是6:00）起床军号一响，我们马上就得飞快地穿好衣服，戴上军帽，爬上三楼屋顶去列队集合，甚至一边穿衣一边向三楼屋顶冲去，那狭窄的楼梯就成了我们争先恐后冲锋向前的通道。到达三楼屋顶后各分队迅速站好，点完名然后向值周军官报告列队完毕，看哪个分队先集合好。各分队之间有这种竞争，各中队之间也有这种竞争。因为在各个楼房的屋顶上，彼此都能看得见对方的列队情况。我动作本来迟缓，实在跟不上这样紧张快速的节奏，所以常常迟到，影响了分队的名次。为了不影响集体，我常常提前10分钟起床，悄悄地穿好衣服在那里等着。只等起床军号一响，就第一个冲向三楼。我这样做，要是换个日本学生，早就被别人耻笑了。因为是我，大家也就原谅了。我是个要面子的人，不愿意让别人来原谅，就想方设法来提高自己的速度。起床军号一响，一轱辘就下床，爬楼梯时一步跨两个阶梯。在四个月之后，我终于同其他士官候补生一样能够按时跑到楼顶列队集合，不拖大家后腿。大家感到我是个要强的人，我自己也高兴。
　　我的饮食习惯也完全改变了。过去在武田秀三家吃的是山珍海味，现在可完全是粗茶淡饭了。早饭吃小麦饭、酱油汤、一个鸡蛋和一点咸菜。起初实在难以下咽，只好剩下。后来由于军训量愈来愈大，消耗体力过多，不吃东西实在觉得饿，即使是臭咸萝卜这样的小菜，也都吃得津津有味，一扫而光。
　　由于锻炼的活动量太大，在上课的时候、晚自习的时候，很多士官候补生难免打瞌睡，我也是一样。不过一想起我肩负着恢复清朝的“神圣”任务，我又打起精神坚持学习。
　　学习军事科学，什么“战术课程”、“兵器学”、“筑城学”，对我来说都是胡里胡涂，既枯燥无味，也确实难懂。更苦的是上操练课，我歪七邪八地背着背包，又是个近视眼，进行列兵训练时不是走不整齐，就是摔筋斗。我也指挥过大家行走，因不会喊口令，把大家指挥得无所适从。我也当过队长，带领大家冲锋陷阵，我虽然身先士卒地冲了上去，但把这支队伍带到哪里去？进行什么样的战斗？大家跟着我，全都莫名其妙。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即我在进行上述活动时都极其认真，所以同学们跟着我这样胡涂地训练，也无怨言。
　　应该说最让我发愁的是上军事体操课。那些难度很大的惊险动作，对我这个体质不强的人来说确是道难关。例如过独木桥，桥高5米，长20米，宽 30厘米，往上通过时必须伸开两臂，眼向前看，一步一步地掌握着平衡往前走。我第一次走独木桥时，三林分队长担心地问我：“候补生溥杰，你行吗？”
　　“行，没关系！”
　　说着我张开双臂就往前走。刚走一步，由于歪歪扭扭，下面看着的同学就叫起来：“小心！危险！”
　　我是个近视眼，脚步容易踩空，确实是有危险的。大家一叫喊，三林分队长就不让我走了。
　　我想：“日本人能做到的，为什么我这个中国人就做不到呢？我要当个军人，就应该做到。”我坚持练下去。半年之后，我终于可以在独木桥上慢慢地走了过去。
　　“溥杰，真是好样的！”
　　分队长和同学们都这样说。我也为我在陆军士官学校的学业成就而高兴。
　　我虽然咬着牙完成了走独木桥这样的训练，但毕竟体力差，对那些野营演习，荷枪实弹全副武装长距离的行军还是感到吃不消，几乎是挣扎着来完成的。我身高1.64米，三八式步枪长1.695米，加上刺刀，还要更长一些。我人还没有枪高。我体重只有50公斤，还要背个重15公斤左右的大背囊（里面有粮食等物），一口气跑2公里，确实累得够呛。有一次在神户附近搞实战演习，我扛着枪，背着背包气喘吁吁的跑着，老百姓在路旁看热闹，看见我狼狈不堪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起来，对我说：“你还不快去，要打败仗了。”我是个近视眼，下着雨，穿了雨衣去作搜索演习，看不清路，掉在一个2米见方1米多深的化粪池里。幸而别人把我拉了上来，领我到附近一个压水池边冲了冲，穿着一身湿衣服还得往前走。有一次在日本茨城县太田地区附近进行现场测绘图演习，不小心掉进田边的沟里，把脚挫伤了。后来是在同学帮助下带伤完成了现场测绘图的
　　最危险的一次是1933年夏季，即我们到军校后半年，队伍在富士山畔进行大演习，分两路沿着山沟到一处集合。那天早晨下着雨，我们全副武装一口气跑4公里。跑到目的地时，都累得躺倒了，有8人死亡，我也累病了。老天爷保佑，我没有死。这次沉痛的教训已经记在日本的军事史上。
　　十六 毕业前后
　　1934年9月，吉冈安直中佐由关东军转到陆军士官学校任本科的战术教官，他又来到我的身边。他讲述军制学。可他讲的不光是军制学，还向我们讲“九·一八”事变的实战情况。有一次在日本群马县高崎地区附近进行实地战术讲课时，吉冈就把“九·一八”的战术训练搬过来进行模拟讲课。他有意识地对我提出各种问题要我回答，让我站在日本的立场上完全同意这次侵略，而且以一个伪满洲国的军人身分来主动表示同关东军亲善合作。那天，在场的日本同学也意识到吉冈是在向我进行专门教育。不久，吉冈就离任回到了关东军本部。在临走以前，他对我说：“我要去当关东军和你哥哥之间的联络员了。从前很多人做过这个工作，都做不长。我去以后，希望能在关东军内单独另有个名义。我和你哥哥是老朋友了，希望你能和你哥哥讲一下，我到长春以后，他能为我专门准备一间办公室。”我把他的话告诉了溥仪，溥仪当然照办。从那时起，他就挟关东军以制溥仪，同时又以溥仪的关系向关东军讲价钱借以巩固他的地位。
　　在市谷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日日夜夜里，我觉得我身上逐渐增长了军人气质，而且我也逐渐意识到“恢复清朝”恐怕是件渺茫的事了，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旨在扶植伪满洲国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他们不是要恢复那个已经被推翻了而且逐渐被人遗忘了的清朝。
　　1934年3月1日，伪满洲国实现了帝制，溥仪登基当上了皇帝，年号“康德”。那时我已进入本科半年。分队的同学们从军需小卖部里买了点心来为我祝贺，大家高呼：“为祝贺帝政干杯！溥杰候补生名符其实地成了皇弟了，努力奋斗吧！”
　　我这个本来比较羞涩的人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竟非常顺口地回答了大家：“家兄托大家的福，成为满洲国皇帝，谢谢诸位！”
　　说着，学日本人的礼貌，向大家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1934年8月，我被特许回到中国新京（长春）去看望哥哥溥仪。那一次父亲醇亲王府全家也来到了新京。溥仪为此举行隆重的宴会。宴会到达高潮时，我根据溥仪的布置，一方面也是出于内心地高举酒杯站起来高呼：
　　“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劲头，竟那么勇敢地喊了起来。在座的人也都站了起来三呼“万岁”，声震屋宇。大家仿佛又回到了故宫的太和殿里，迷迷糊糊地实现了复辟梦。只有溥仪和我是清醒的，知道朝思暮想的“复辟清朝”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要做皇帝，只有当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所以我在喊口号时就没有喊“大清皇帝万岁”，只是笼统地喊“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1935年6月末，我结束了在陆军士官学校的学习生涯，宣告毕业。和我一起赴市谷台学习的11名伪满洲国士官候补生，毕业时只剩下8名，有3个人或退学或死亡。
　　毕业式是在日本天皇面前举行的。我虽然有些项目学得很吃力，但确属努力，仍以“成绩优秀”获得了日本陆军大臣赠送的一块银表，伪满洲国大使送给我一把军刀。
　　我毕业后被提为陆军上士，并作为见习士官到日本宇都宫的步兵第五十九连队（团）赴任。从那里我又获得了伪陆军中尉的资格到长春去见溥仪。我发现他从当上皇帝以后，变得更颓唐了，除了固定接见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参谋长、伪国务总理和伪参议府议长以及自己的家属外，谁也不见。他每天只在公文上签个 “可”字，连内容都不看，甚至有时坐在恭桶上，由“当差的”拿过成叠的公文、毛笔和墨盒来签“可”字。
　　我们这批新毕业回来的军官，又赴沈阳，在伪中央陆军训练处当了一个月的见习军官，然后我被派往长春伪禁卫步兵团当排长。这个团的任务，就是专门保卫傀儡皇帝溥仪。
　　十七 我之所以挑选嵯峨浩作为妻子的由来
　　1937年我从伪满禁卫步兵团的岗位上又到日本千叶步兵学校去学习。那年我30岁。这时日本关东军开始为我挑选妻子，因为当时所谓清朝直系爱新觉罗皇族的正统继承人，一般认为只有溥仪和我两人。溥仪作为伪满洲国的皇帝，除了已有皇后婉容还有其他妃子，可是还没有太子可以作为皇位的后继者。因此，关东军便想为我在日本妇女中物色一位对象，以便将来如果因为溥仪无嗣需要我继任皇位的话，这种特定的婚姻关系便可以强化“日满一体”。那时我的正式身分是陆军中尉，虽没有封王，但是因为我是伪满洲国皇帝的御弟，同时按照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阴谋，这项秘密选择配偶的工作便成了他们的当务之急。最理想的方法是选一个日本皇族的王女和我结婚，但这是做不到的，因为要把皇族的王女嫁给我，必须首先修改日本皇室的法典，于是就只好在日本的公卿华族小姐中选择。主持这项工作的是关东军司令本庄大将。非常热心地奔波这件事的是吉冈安直中佐。他们从很多华族姑娘的照片中选中了当时日本侯爵嵯峨公胜的孙女嵯峨浩。嵯峨家族在公卿中是仅次于五摄家、九清华的名门豪族。浩的曾祖父正亲町三条对明治维新有功，被授予侯爵爵位。浩的祖母南加子是明治天皇生母中山一位局的同胞兄弟、宫内侍从中山忠光卿的独生女儿，所以浩的家庭和宫中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据说在当时浩的家里面对这桩突如其来的婚姻大事也曾感到惊慌失措。后来浩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在吉冈等人的筹划下和我见了面。
　　没有想到我和浩一见钟情，我同意嵯峨浩作为我的妻子。本来这是一桩由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和一手包办的婚姻，却造就了我们这一对一生患难与共、休戚相关的恩爱夫妻。几十年来，我们两人常常嗟叹是谁使我们走到一起而永不分离呢？感到不可思议。总之，不管怎么样，我和浩的结合，不能否认，她为我带来了不少幸福，我也不能忘记，我这坎坷的前半生给她带来了一连串的痛苦。我和她的结合，在我现在回忆起来，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需要说明一点的就是溥仪知道日本关东军对我的这一阴谋后，感到非常不安，于是他就从满族中另选了一位姑娘要我娶她为妻，企图抵制关东军的阴谋。当然他是抗拒不过的。最后我们都顺从了日方。后来，我为了表明自己愿意和浩结婚，曾经向溥仪写信说明我们结婚以后的情况：
　　浩对于家中诸事，事无巨细，皆亲自操作。甚至蓬首敝衣，收拾一切。杰不在家时，自以简单食物果腹。杰归时，将撙节之余，丰馔为饷。诚杰有生以来初尝到此种家庭之幸福也。
　　以前说过，我已于17岁时和唐怡莹结了婚，我俩感情不好，是一对名不符实的夫妻。这件事也由吉冈中佐出面，替我和唐怡莹办了离婚手续。
　　十八 首次见面
　　我俩结合之前，第一步是双方先看照片。我从吉冈递给我的嵯峨浩的照片上，只觉得她温文尔雅、美丽娴静，外貌有点像当时我很崇拜的宝冢戏场里最红的明星草笛美子。我便点了点头，表示满意。浩也看了我的照片，据她后来告诉我，她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去看我的照片的。第一个印象是觉得温和安详，虽然戴着军帽，但五官端正，眼镜后面的眼睛聪慧而明亮，与其说像个军人，不如说更像个学者或文人，她觉得放了心，也表示满意。
　　既然双方都看了照片，觉得满意，那么就要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即“相亲”，这是决定性的一步。在旧社会双方都不可能作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初次见面的印象，往往就是决定性的因素。
　　我俩“相亲”的日子定在昭和12年（1937年）1月18日，地点是在滨口浩的外祖父容所的家里。容所曾多次当选贵族院和众议院议员，担任过九州电力公司经理、丰国银行行长等职务，同时也是一名经营酱油的大实业家，又是当地的诗人、墨客和绘画收藏家。他家里收藏着很多宝贵的文物，因此我们“相亲”的地点可以说是相当豪华的。那天容所家请我们吃饭，让双方在饭桌上见面，气氛比较融洽。出席相亲仪式的男方有我、本庄大将夫妇、满洲国帝室御用挂吉冈中佐。“帝室御用挂”这个官衔即皇帝秘书或皇室顾问的意思，相当于清廷的“御前行走”官职，用现在的话来讲，即“联络员”。事后证明这个一直不离皇帝左右的人始终支配着溥仪的命运。女方有浩的父母、外祖母、舅父母、浩本人，还有个介绍人中山侯的母亲道代刀合，是她把浩的相片交给吉冈中佐的。那天我穿了一身笔挺的军服，来到容所家时突然发现大厅门口有一对大型的景泰蓝狮子，这是中国常见的摆设。我还认得出这是颐和园内的东西。怎么会在日本出现呢？后来我才知道，甲午战争中一个日本军官得到了这件战利品，把它运到日本，卖给了古董店，辗转流传又到了收藏文物出名的浩的外祖母家。我初次到浩的外祖母家，就看见了来自中国的古物，这也算是一桩奇遇吧！在这种场合，我有些拘谨，除了应酬一些必要的问话外，正襟危坐，没有什么话好说。我看看浩，见她穿一件绣着百合花的桃色衣裙，含羞地低头坐着，比我在照片上看到的更显得妩媚动人。席间最活跃的要算吉冈中佐，他喋喋不休地说着：
　　“我在回到日本的时候，皇太后赐给我非常漂亮的点心。可是我在飞机上吃的时候，怎么咬也咬不动，仔细一看，原来是口香糖，你说可笑不可笑？”
　　他说着，乐得前仰后合，别人也随声附合地笑起来。显然这都是为了打发时光。本来这次会见，就是为了大家互相看一眼，没有很多好说的话。晚餐用过，我们到另外一间大房子去休息。在那里，本庄大将问我对浩的印象如何。我说了句心里话：“很好。”本庄大将当时就将我的看法传给浩的家里，浩的一家对我的看法也不错，认为我彬彬有礼，能体贴人。他们去问浩对我印象如何，浩羞得满脸通红地只说了句：“一切都拜托了。”
　　我俩的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十九 订婚和结婚
　　“相亲”双方同意之后，当然很快就要进入订婚阶段。
　　这是需要保守秘密的，因为男女双方都是有地位的人物，这种婚礼会成为社会上轰动一时的新闻。新闻记者鼻子真灵，不知怎的打听到了一点消息，就到处询问和采访。不少记者问到我将要和谁结婚，我总是讷讷地说不知道呀！不知道谁家姑娘要嫁给我呀！但是记者还是打听出来了。有一天宫内省宗秩寮的一个记者打电话到嵯峨家用试探性的口吻问：“你家将要嫁到满洲去的女儿，名字中有个‘子’字吧？”
　　接电话的是浩家里一个老佣人，她一时没有想到后果，脱口回答：“没有‘子’字。”
　　浩家里四个姊妹，只有浩的名字没有“子”字。女佣人以为宫内省弄不清楚嫁出去的姑娘是“浩”还是“浩子”，打电话来核实一下，所以就答复了。浩家里觉得奇怪，马上打电话问宫内省，对方说没有给我家打电话。这才知道是新闻记者打听新闻来了。但是这个记者虽然很能干，他能想尽办法获得第一手材料，他的目的还是没有得逞，因为关东军部在没有正式发表婚事消息之前，严禁一切有关报道。
　　昭和12年（1937年）2月6日，满洲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表了我和嵯峨浩订婚的消息。很多亲戚朋友向我祝贺。3月6日在滨口家正式举行了我俩的订婚仪式，一大群摄影记者包围了浩，给她拍了各式各样的照片，登在当时的报刊杂志上。那天我面对着一大堆记者，发表了订婚讲话，大意是说爱新觉罗家、嵯峨家将永结友好，也讲了日满亲善的意思。据当时在场的人反映，我的日语讲得很流利，这是我来到日本以后苦学日语的结果。想起几年前我和润麒来到日本，为了学好日语，真是下了苦功，我们两人互背单词，背错了，还互相打手心呢！
　　订婚以后，我和浩经常来往，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信任。我俩称得上情投意合。那时浩在跟冈田三郎助先生学习油画，我本来在故宫伴读时候就对中国古典书画发生了兴趣，在日本千叶步兵学校学习，也常有人来求我写字。我那时对日本画也发生了兴趣，正在向横山大观先生学习日本画。虽然西洋画、中国画、日本画画法不同，但画理相通。这使我们增多了共同的语言，在结婚之前浩还一心一意地想创作几幅好画作为姑娘时代的纪念品留在家里。
　　随着结婚的日子愈来愈迫近，浩必须按照礼节进宫去向皇太后辞行。因为嵯峨家与皇宫的关系非常密切。浩的曾祖父曾抚养过大正天皇陛下的姊姊滋宫韶子公主。父亲实胜小的时候就随着祖父进宫，皇太后对浩的祖父母和父亲都很熟悉。现在浩要出嫁了，自然要向皇太后辞行。为了晋谒皇太后，浩起早睡晚地学习进宫的礼仪和词句，心情紧张得睡不好觉。进宫那一天，她由中山侯夫人陪着去见皇太后。皇太后亲切地告诉她：“侍奉满洲国皇帝，与侍奉我国的天皇一样。侍奉溥杰，也要表现出日本妇女固有的美德。……”后来浩把这些话传达给我，我听了很受感动。那次晋见，皇太后送给浩一件明治天皇生母中山一位局在她年轻时给她的纯一色的嫩绿和服衣料，也送给我一件和服衣料以及其他东西。总之，这次晋见，给我俩都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我俩的婚礼定在昭和12年（1937年）4月3日，在九段军人会馆举行。伪满洲国派宫内府大臣熙洽作为特使参加婚礼。日本皇族竹田宫恒德王和王妃也出席了婚礼。当时的内阁总理林铣十郎陆军大将、日本宫内省的松平宫相、贵族院议长近卫文麿公爵、众议院议长富田都来参加了婚礼。我和浩的婚礼在当时日本是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很多人都希望参加这次婚礼以示荣耀。但是决定这次婚礼的规模在陆军省，关东军藉口婚礼费用有限，把参加婚礼的人数限制在500 人。这样我们双方参加的人数都受到了限制。我这方面的亲友只有有限的几人，浩的朋友参加婚礼的也只限5名，师长只限7名。亲友们对这种粗暴无礼的干涉都感到十分愤慨，但也无可奈何。婚礼那天，浩内穿白衣，上面套着红色的中国衣料做的云纹花鸟衬衣，外面是粉红色和服。头发结成垂发髻，两侧耸起，长发垂在后面，显得更加美丽。这个发式是请一位在宫中长年为女官梳头的七十多岁老人梳理的。我则穿了一身满洲国的大礼服。当我到滨口浩的外祖父家去看望浩时，我们两人看着彼此一身盛装，都不禁相视而笑，并且在房间前面拍下了纪念照片，这就是现在很多人都能看到的那张照片。浩是在外祖父家住了一宿，再回到嵯峨家的，然后由自己家坐车去军人会馆举行婚礼。一路上汽车是在小学生手执太阳旗列队欢迎的海洋中前进的。那情景，浩觉得真是难忘。婚礼是在下午3时举行的，由本庄大将夫妇主持。婚礼后，我们就开始了一周的新婚旅行，然后回到东京。我在千叶的稻毛海岸租了一处新居，离步兵学校很近。这是一幢朝阳的日本式建筑，站在檐下可以展望袖浦一带大海，风景秀丽宜人。我每天早晨七点钟过后，骑上步兵学校派来接我的马，到学校去上课。浩则在家里接受妇女杂志记者的访问，或者接待一些来向我索字的人。我俩那时还养了一只可爱的小狗，小狗总是在我俩之间跑来跑去，逗人喜欢。我的父亲醇亲王，知道我结婚了，特地从北京送来了桌布、一套银质的烟具，还特意按照中国的风俗习惯送给浩两件大红旗袍。
　　浩很高兴。我现在回忆那一时期的新婚生活，宁静、朴素而又甜蜜，就像我那时每天看到的细浪拍岸一样。海浪轻轻地拍打着，向海岸奔来，又静悄悄地退了回去，留下一些五光十色的贝壳，躺在沙滩上任人拣拾。这种淡泊的生活是我祈求的，也是浩祈求的。
　　二十 日本报纸关于我俩婚礼的报道
　　我和浩的婚礼，当时在日本是轰动朝野的。很多报纸都作了详细的报道。
　　1937年4月4日的《读卖新闻》是这样报道的：
　　淡云蔽空，春光明媚，樱花待放的4月3日，在九段军人会馆，满洲国皇帝陛下的御弟溥杰氏与嵯峨公胜侯爵的孙女浩小姐，在日满结缘更加牢固的两国朝野的欢庆声中，圆满地举行了结婚典礼。
　　特为显贵人士新婚准备的帝国饭店261室，夫妇两人度过了蜜月的第一夜。媒人本庄夫人是在夜里1点左右离开该室后就寝的，所以新婚夫妇是在第二天早晨10点左右才起床。这天早晨，透过春雨绵绵的饭店窗口，可以看到新夫妇食用面包、咖啡早点时的和睦身影。过了一会儿，溥杰氏换上晨礼服，由浩夫人工整地系上领带；浩夫人穿的是深绿色镶边的漂亮西装。只有伺从小原一人跟随。下午2点40分离开饭店，乘东京站发3点40分的火车去度蜜月旅行。在温泉呆四五天后，8日左右去千叶县稻毛的新居，筑起素朴的家庭。
　　3日的盛大典礼，定时在下午3点，在媒人本庄大将的引导下，身穿天蓝色华丽的满洲国中尉大礼服的溥杰氏进入会场，正襟危坐在席位上。接着，垂发、身穿洁白千层内衣、唐织勾云绣地花鸟花纹红色罩衣、绯红和服裤裙的恬静的浩小姐，在本庄夫人的伴同下步到神前。祭坛左右出席的有：新郎方面的亲属代表兼满洲国皇帝御使熙洽、宫内府大臣、润麒氏、谢大使；新娘方面有嵯峨公胜侯爵夫妇、双亲实胜夫妇及弟弟和妹妹、牧野、七条两位子爵、滨口吉右衙门等。随后，在静穆中响起神官的奏乐声，新郎、新娘交换了将牢固连结日满两国千载之缘的三敬杯。这瞬间，溥杰氏凛凛风姿的脸上和浩小姐清纯的双眸都闪出美丽尊贵的光辉。这时，熙洽宫内府大臣捧读皇帝陛下的诏书。4点，圆满地结束了隆重的典礼。接着6点喜筵开始。出席在该馆二楼大宴会厅的有：林首相以下各阁僚夫妇，松平宫内府大臣，百武伺从长，近卫、富田贵众两院议长，梅津陆军次官，今村参谋次长，西尾、板垣、多田、冈村四位师团长，香川教育本部长，菱刈、荒木、川岛三位大将，驹井德三氏，熙洽宫内府大臣，谢大使夫妇，广田前首相，三条公爵，女市小路伯爵。此外，还有代表日满两国民的显官将星四百余人，如绮罗星似地落坐。以主桌上的溥杰氏和换成洋发身穿长袖和服的浩小姐为中心，大家举起香槟和红白葡萄酒杯后，首先是媒人光荣的本庄大将致词，还有与会人代表林首相、谢大使的祝词。最后，在来宾总代表佐藤外相的带领下，在“万岁”声响彻彩灯辉煌的大厅中，结束了将日满两国亲善向前推进百步的绚烂豪华的盛大宴会。此后，在荣光拥簇下的新郎新娘回到了新婚第一夜的帝国饭店。
　　这一隆重典礼，如前已报道。为了使在遥远的新京的皇帝陛下能看到御弟欢庆之日的情况，全部实况已拍成电影，已航空寄往新京。
　　1937年4月5日的《读卖新闻》是这样报道的：
　　春雨绵绵的4日，溥杰中尉和浩夫人在新婚的第二天，他们去度幸福的蜜月旅行。溥杰氏在浩夫人亲手换成早礼服之后，在下午2点45分，携身着黑大衣、高高竖起皮衣领、头戴洁白的蝴蝶结的浩夫人，出现在度过新婚第一夜的帝国饭店大厅。接着在雨中径直到了东京车站。
　　恰在这时，星期天游山的拥挤的群众，立即拥到二人的周围。摄影记者不断地闪着闪光灯拍照。每次闪亮，浩夫人就把上身躲进丈夫后背的左胳膊里，真是和睦的一对。开往米原的火车3点10分发车。在极为拥挤的人群中，好不容易挤到了二等车厢靠月台方面的座位。在仅有父亲实胜氏和弟弟妹妹等家里人的送行中，他们开始了蜜月旅行。
　　8日左右，将在千叶县稻毛的新居，开始筑起朴素的家庭。
　　我在新婚之际，特地向溥仪写信报告了我当时的甜蜜生活，因为我知道他对我俩的结合是非常怀疑和不满的。浩在我的授意下，也给大哥溥仪写了信，她表示等我毕业回国，她一同回来，“得早日瞻仰天颜，敬承圣训，实浩毕生之大幸也。”我们这样做的苦心，都是为了希望获得溥仪的谅解，我们能够和他和平相处地生活下去。
　　二十一 “七·七”事变发生
　　好景不长，稻毛海岸这种宁静的生活很快被破坏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的炮声不仅震动了中国，使中国爆发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这炮声也传到遥远的日本，使我俩小家庭的和平日子过不下去了。当时日本动员很多人对华作战，很多日本人客死他乡。我的一个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山本也应征入伍，在上海大场的一次战斗中，中弹身亡了。我想起我在军校学习时，他耐心地教我绑腿、擦枪，为我铺被褥，不禁黯然神伤。“山本，你到底是为谁去死的呢？” 我默默地问着。对于这次侵华战争，浩虽然是个日本人，却明显地认为“日本不对”。我是满洲国皇帝的弟弟，又同日本华族闺秀结了婚，对于这场日本屠杀中国人的战争真是感到痛苦难言，也感到愧不可当。
　　8月末，我从千叶步兵学校毕业。9月，回到了伪满洲国的新京长春。润麒那时已同我的妹妹三格格（爱新觉罗·韫颖）结婚，他又与我同在千叶步兵学校学习，也一起回到新京。浩那时已怀孕，她在日本又住了一段时间，到10月12日，才到东北来。她是第一次来中国，我特地到沈阳去接她，再陪她到长春。车站上也有一些人欢迎她，有关东军的家属以及伪满内府的家属如张景惠总理夫人、东条英机夫人等。
　　我为我的新家安排了住所，就是西万寿寺大街117号。这里原来是一个蒙古王的牧场，周围杂草丛生，野兔、獐子出没。据说过去这一带还有土匪，谁也不愿意到这个危险的地方来，现在长春作为“新京”，需要开发，才在这里盖了房子。分给我的房子是一排五间平房，孤零零的，没有第二家人家。浩来时，房内墙壁还没有干，周围也没有砌围墙，房内没有电话。浩带来的女佣人直接找了关东军联系，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下了命令，才为我们围上了围墙，装上了电话。我住的是这样简陋的房子，可是报上登载的溥杰和嵯峨浩居住的新居照片却是一栋钢筋水泥的两层楼洋房，这真是开玩笑！拿伪满洲国外交部长谢介石的公馆摄下像来冒充我俩的新居，天下哪有这样拙劣的撒谎？我俩的家具运来时，日本宪兵完全不懂得轻拿轻放，随便磕碰，一些好端端的桐木家具都被砸坏了。浩已经看出来，住这样简陋的房子，对待我们这样粗暴无礼，难道这是对待满洲国皇帝御弟的待遇吗？我也觉得脸上无光，正式向关东军提出意见，希望为我扩建一下住宅，房屋实在狭窄，不够住。关东军的一位军官对我说：
　　“中日战争已蔓延到中国境内，日本军队正要准备攻打南京。日本国内正在进行总动员，满洲国也要为这神圣的战争作出贡献。你是一个满洲军队的中尉，难道就可以提这样的问题吗？”
　　我听了一声不响，我知道不仅是我，连哥哥溥仪也是处于这样无权的地位，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二十二 寂寞的伪满宫廷生活
　　浩来到新京，是不习惯的。不仅是东北气候寒冷，皇宫里那一套三跪九叩的礼节不适应，更主要的是溥仪对她存有戒心，那种冷漠的态度使她忐忑不安。康德四年（1938年）3月1日，即我俩结婚将近一年的时候，关东军强迫溥仪签字通过了《帝位继承法》。
　　帝位继承法（康德四年3月1日）
　　第一条 满洲帝国帝位由康德皇帝男系子孙之男子永世继承之。
　　第二条 帝位传帝长子。
　　第三条 帝长子不在，传帝长孙，长子及其子孙皆不在，传帝次子及其子孙，以下皆仿此。
　　第四条 帝子孙之继承帝位，先嫡出；帝庶子孙之继承帝位，以帝嫡子孙皆不在为限。
　　第五条 帝子孙皆不在，传帝兄弟及其子孙。
　　............
　　这是因为浩已怀孕，迫近分娩，如果生个男孩的话，在目前溥仪无嗣的情况下，就可以由一个含有日本血统的孩子来继承皇位，这是溥仪最惧怕也是最感痛苦的事情。对他来说，《帝位继承法》的颁布，有如末日之将临；对我来说，虽然明知这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的事，可也难免暗暗自喜。溥仪对这种政略性的婚姻心存警惕，甚至怀疑浩是日方派在我身边的密探，平时见面时总是坐得远远的，在一桌吃饭时也不吃一口浩制作的饭菜，实在不得已时，只好在我下过筷的地方，勉强夹一口尝尝。倒是浩努力去适应这种陌生的生活，她以为她嫁到爱新觉罗家，就是个中国人了。她要做一个中国人家的好儿媳妇。不过真寂寞呀！在我们家周围有一块一千三百坪的空地，我把地买了下来，自己松土，种了五百棵杏树。这里原来有个杏树林，每到三月杏花盛开的季节，游人常来这里踏青赏花，后来军队把杏树都砍了，我想把它恢复起来，将来就做我和浩散步游玩的地方。
　　关东军愈来愈粗暴的干涉，也使浩在寂寞的生活中感到气愤。他们不欢迎浩到皇宫中去，认为一个中尉的妻子不应该肆无忌惮地到宫中来。他们强迫满洲国军队像关东军一样地信仰日本祖先天照大神，还修建了奉祭天照大神的庙，名之曰“建国神庙”，胡说这也是满洲国祖先的庙，这样颠倒是非地胡乱指定别人的祖先，硬把日本人的祖先错当作我们的祖先，是溥仪最感痛苦的事。溥仪是信佛的，经常打坐念经，尤其在精神苦闷的时候，他更依靠念佛来祈求平安。吉冈有一天意味深长地对溥仪说：“你是满洲国的皇帝，你信神。我们日本有现成的神道，你为什么不信呀！”意思是你信佛教是信歪门邪道，只有信天照大神才算正经。几天以后，新任的关东军司令官对溥仪说：“满洲国和日本亲密一体，你最近要到日本去，正是日本祭祖的时候，正好把日本的天照大神请过来，也显得日本和满洲一心一德呀！”在日本关东军的压力下，溥仪只好到日本把天照大神请了来。所谓天照大神只是一块镜子、一块玉、一把宝剑三样东西，象征性地代表一种神。请过来后要盖个庙祀奉他。令溥仪伤心的是“建国神庙”盖起来后，他就不能到自己祖先陵墓去敬天崇祖了。他最敬重祖先，常到东陵祭祖，但是现在只能去东陵游览一下，不能祭祀了。
　　由于强迫中国人信仰日本的祖先，引起了东北人民强烈的不满。我想我留学过日本，两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完全是不同的，不能强迫一个国家的人民去信仰另一个国家的宗教，服从他们的习惯，学不会，还要拳打脚踢。物极必反，这样搞下去，势必要导致“满洲国”的军队去反对日本关东军，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二十三 慧生出生
　　1938年2月26日，浩在新京市立医院生下了我俩的第一个女儿。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呢？我想了想，给她起名“慧生”，取其“智慧高深”的意思。我还给孩子写了首诗：
　　卒步三十二，
　　今兹儿始生。
　　马蹄身半老，
　　蜗角愧浮名。
　　久薄贪嗔障，
　　偏深父女情。
　　亲心何处在？
　　呱尔夜啼声。
　　从诗里看，可以看出我过三十而立之年始获得这个盼望已久的婴儿。尽管我是御弟，但诗里也流露出自怜身世的意思。我爱我的孩子胜过一切。我那时在宫内的禁卫队上班，一下班我就守着我的女儿，我喜欢她。慧生出生时，很多人都来祝贺。“满洲国”帝室御用挂关东军吉冈大佐也到医院来祝贺，他送给孩子的礼品是一件白色的松鼠皮大衣，听说他给孩子准备了两种绸带，如果是男孩，就用水色绸带；如果是女孩子，就用粉红色的绸带。当他知道浩生的是一个女孩时，把系了粉红色的绸带的礼物扔下就走了。为什么吉冈对我们有一个女孩那样的不感兴趣呢？因为根据《帝位继承法》的规定，我俩有了男孩，就可以由我来继承帝位，以后再由我俩的孩子来继承帝位，以便实现日本帝国主义直接统治满洲的阴谋。现在我们有了一位女儿，这就使得当初一手操办我俩婚事的吉冈大佐大失所望拂袖而去了。我喜欢慧生，还有一个原因，因为这样做，溥仪就可以安于现状不用担心了。我的心情很矛盾，继承帝位似是喜事，但我不忍让溥仪伤心；不继承帝位，对我来说，仍维持现状，但溥仪可以放心了。
　　溥仪对于慧生的出生非常高兴。也许也是因为她是个女孩，不会让日本人的阴谋得逞而觉得高兴吧！他特别疼爱慧生，因此对浩的看法也有了一些改变。在吃饭的时候，他让慧生夹在他和我之间坐着吃饭，连我的妹妹的孩子们（三格格和五格格的孩子）进宫也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他们只能到另外一间大屋子去吃饭。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分给慧生的菜夹到慧生的盘子里，慧生不吃。溥仪问她为什么。慧生说她想把这些菜带回家给小姨吃。溥仪被孩子体贴别人的心肠感动了，就告诉孩子说：“你别担心，一会儿我把这些好吃的菜都装进盒子里带回家去。你放心好了，你多吃一点吧！”溥仪对我用一种充满羡慕的眼光说：
　　“你真是个幸福的人呀！”
　　众所周知，溥仪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是不幸的。我从他这话里听出了他的痛苦，我的心里也隐隐作痛。
　　还有一次，慧生穿了件底襟很长的衣服进宫，自己踩着了衣服摔了一跤。溥仪急忙跑过来，抱起慧生，送到浩的身边，对浩说：“不要给孩子穿这么长的衣服，太危险了。”溥仪是多么喜欢慧生呀！
　　溥仪喜欢音乐，会弹钢琴。慧生4岁时，溥仪就送给她一台钢琴，由当时唱满洲歌出名的岩田寿子先生教练。她学得很不错。后来慧生又学会了拉小提琴。她曾经进宫，由溥仪钢琴伴奏，她拉了《闪闪的星星》等乐曲。慧生的宫中语言学得也很快，她和清朝皇族一样，称父亲为“阿玛”，母亲为“奶奶”，不像一般家庭中的称呼父亲、母亲为“爸爸”、“妈妈”。她最喜欢我，曾经自己编了支歌《阿玛和小慧生》或叫做《小慧生和阿玛》，和我一起即兴唱着。当我们父女俩边唱边玩沉醉在美妙的歌声中时，我真感觉到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昭和17年（1942年），慧生5岁，正值伪“满洲国”建国十周年，高松宫殿下作为天皇的代表，从日本来满洲参加庆典。为了纪念高松宫殿下访问满洲，慧生唱了《恭迎高松宫殿下歌》的歌曲，并且灌了唱片。这张唱片当时在伪满洲蓄音器株式会社的录音室里放过，听起来清脆悦耳。这张用中日两种唱词录制的唱片曾经复制了十来张，有的被带回日本。浩曾经留有一张，可惜后来在她的离乱生活中遗失了。如今浩和慧生都已经离我而去了。我手头保留着的慧生的遗物，只有她后来在日本学习绘画时绘制的《酒和鱼》静物写生油画，由浩从日本带回来挂在我的会客室的墙上。看到这张画，我还能想起慧生幼时活泼可爱的形象。
　　二十四 战时的新京、北京和东京
　　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我曾经两次去日本。一次是1939年春，我担任了伪满洲国驻日大使馆武官的职务。我们住在东京牛达若松町，每天早晨都到樱田町伪满洲国大使馆武官室去上班。每天晚上都要出席外交关系宴会或者接待客人，有时浩也参加。那次去日本，皇太后接见了浩，并且叫浩带上慧生去见她，还赠送了慧生礼物。
　　在当伪满洲国驻日大使馆武官的时候，发生过一件事情。大使馆秘书吴沆然被日本宪兵抓走了，下落不明，我也不敢过问这件事。1942年我已经调回伪满洲国了，有个自称是监狱看守所的人拿着一张便条到长春我的家里来，说这张条是吴沆然写的，托他亲自送到我的手里。条子上的意思是说他在监狱里已经关了很久了，要我设法营救；如果我救不了的话，也请想个办法让他速死，省得活受罪。我看了条之后，心里很害怕，当着看守的面，把条烧毁了。我还训斥他为什么这样大胆，我要那个看守转告吴沆然，今后不要再干这种冒险的事了。那个看守被我吓跑，从此不敢再来找我。后来我打听，听说吴沆然被处死了。这件事一直在我心头盘桓很久，夜里睡不着觉。我没有营救他，反而促成了他的遇难，我的罪孽有多深重呀！
　　1939年10月，我调到奉天军官学校去上班。那时浩已怀着嫮生，我劝她分娩后再回国。1940年3月13日，浩在顺天堂医院生下了嫮生。 1941年6月，浩带着慧生和嫮生回到新京，我那时住在奉天五格格的丈夫万嘉熙的家里，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才回到新京和家人团聚。1942年北京的醇亲王一定要我们带上慧生回家住几天，我利用暑假带领全家人去了北京。这次回家是我永远也不能忘记的。对浩来说，1941年在醇亲王六十大寿的时候，她已经去过一次北京，她对王府规模之大，生日庆典的隆重，感到非常惊奇。那一年，她亲自写了一张字祝寿，博得了醇亲王府的称赞，觉得日本女子也懂得书法，能写汉字，是很不容易的。这一次，醇亲王是想看看孙女慧生，于是我们就携带刚刚两岁半的慧生，还有刚从日本来中国的浩的妹妹，一起再回北府。见了醇亲王，慧生也学着我们的样子，向爷爷叩拜请安。醇亲王把慧生抱在怀里。这是他的第一个亲生孙女。我和溥仪都远在东北，一家人分隔两地，醇亲王难得看见自己的骨肉，如今看见慧生，倍觉亲切。慧生用日语和华语唱起了歌，醇亲王笑着说：“和三格格小时一样！”我每天早晨梳洗完毕，去参拜祠堂，然后给父亲醇亲王请安，又一起用餐，在花园里散步。当我陪着父亲在林间花径上悠闲地散步时，我不免想起从前我在北府经常过这种宁静的生活，只是这几年为了复兴清朝留学日本，才过那种疲于奔命的学校生活。后来又在伪满洲国任职，过着那种忍气吞声的生活。前后对比，我不知何时才能重过这样清静的生活呢！真是感慨万分。我与浩和慧生重游了一次紫禁城。慧生被辉煌巍峨的京城宫殿迷住了。她从未见过这么雄伟壮丽的建筑，她还被特许坐在慈禧太后坐过的椅子上照了张像。照像的人对她说：“这是你老祖母坐过的。”在紫禁城的一霎那，我想起了我和溥仪在故宫读书的那段生活，我俩共同策划外逃，以及偷运文物外出等情况。岁月无情，几年过去，我俩都离开了紫禁城。溥仪当上了皇帝，我也在伪满洲国当一名军官，只是我俩处在日本卵翼之下，复兴清朝的美梦何时能实现呢？一想起这一点，我的心情又沉重起来了。我们也重游了颐和园。我的几个在王克敏汉奸政府工作的同学为了我能够平安地游览颐和园，特别加强了保卫工作，因为颐和园附近治安情况不好。
　　在颐和园内长廊漫步，在昆明湖泛舟，我看到了万寿山顶上的日本哨兵，同样感到北京处在日本统治下的阴影，再也无心在北京遨游。
　　这里还可以说这样一件事。此次北京之行，当时设在通县的“冀东自治政府”的汉奸头目殷汝耕千方百计地拉我到他家去吃了一顿饭，热情地为我介绍“冀东自治政府”的情况。酒酣耳热之际，他向我提出：“你到北京来怎么样？希望你到我这儿来！”
　　我沉默不语。我明白了为什么关东军轻易不让我们到北京来，因为他们估计到会有这样的情况，谁都想利用我们哥儿俩作傀儡的。我赶紧离开这块是非之地吧！第二天我们就回到了长春，结束了这次短暂的北京之行。
　　回到新京不久，日本偷袭珍珠港，开始了对美国的全面战争。伪满洲国也在关东军的授意下向美、英宣战。
　　战争一打起来，日军势如破竹，接连占领了马尼拉、新加坡等地，显得所向无敌，然而好景不长，只过了半年，立刻战局逆转。战线过长这个致命的弱点给日本带来了难以克服的困难。日本国内节衣缩食支援战争，自然也把这个困难转嫁到伪满洲国身上，满洲生产的小麦、谷物都运到日本去，满洲人自己只能吃高粱，并且实行了配给制。“我们流血流汗种出来的小麦都给日本人吃，我们自己只能吃高梁，难道我们只配吃高粱吗？”东北人埋怨着。然而关东军却说：“在战争获得最后胜利之前，你们就要克制。”他们变本加厉地压榨我们，还要我们献出金银财宝。
　　就在这一时期，溥仪遇到了很大的不幸。他心爱的贵人谭玉龄突然死了。死因溥仪一直认为是吉冈陷害的，因为谭玉龄公开表示了对关东军的不满，于是吉冈请来西医，为她打了一种来历不明的针药，不久她就死去了。谭玉龄贵人死后，溥仪为她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她的骨灰安放在新京的一座庙里。解放以后，由我的侄儿毓嵒把骨灰带回北京葬在他家的庭院里。
　　1943年秋天，我被派到日本陆军大学学习。我们全家又到了日本，住在东京的麻布狸穴。为了能让慧生上学习院的幼儿园，浩在前一年就托浩的妹妹把慧生接回日本，住在慧生的姥姥家。这时嵯峨家已由滨口搬到东横绒日吉。嵯峨父母对慧生是疼爱的，但是战时衣着、烟草都实行了配给制，慧生的生活也是艰苦的。当我重到日本见到慧生时，她穿着粗糙的衣裙，但和从前一样的健康活泼。幼儿园的伙食好一些，有时还能吃到外边很难吃到的小油饼。
　　慧生在幼儿园里，每周两次到住在世田谷用贺的铃木镇一先生家学拉小提琴。她的小伙伴中出了位名家，现在活跃在日本舞台上的小提琴家丰田耕儿先生（柏林艺术大学教授）就是当时慧生学习拉小提琴的同学。
　　1944年，战争更加吃紧，物资更加匮乏，我明显地感觉到生活不如以前了。吃饭只能吃些荞麦汤圆，或吃混合面。在吃不饱饭的情况下我还坚持学习。有时溥仪怕我吃不饱，特意从伪满为我捎来了肉松、干酪和点心。我真感激他。在寒冷的冬夜里，生一只取暖的火盆，我披着中国式的毛皮外套，把脚跨在火盆上，一直学习到深夜。
　　到1945年，由于战争连绵，连陆军大学的教官也走上了战场，学校实在办不下去了。我们也决定回新京去。1945年2月，正当我们做好一切准备，整装待归时，东京发生了可怕的夜间空袭。炸弹爆炸的火光把东京照耀得如同白昼，狸穴附近变成了一片火海，街上炸死了很多人。那天我作为一个军人去参加防空演习，家里只剩下浩和两个孩子，她们吓得心惊胆战。我从街头看到的空袭情况想到中国，这生我养我的土地，此刻不也正经受着这些灾难么？而且已持续八年了。
　　1945年2月，我和浩带着嫮生乘军用飞机返回新京，慧生因为要上小学，留在日吉嵯峨的家里。清晨，慧生在羽田机场为我们送行。那天天气很好，我清楚地看到慧生在微笑着向我们挥手，我也挥手，但我觉得惆怅。可恶的不得人心的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渐渐地我看不见慧生了。她消失了。
　　天哪！谁知道这次别离竟是我和慧生的永别呢？因为自那以后不久，我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战乱生活和接踵而来的战犯生活，而慧生后来也死于与爱情牵连的事故中。现在我要是回忆慧生的话，只能回忆起她那童年天真可爱的笑容，以及那次机场上模糊的送行时微笑的笑容。
　　二十五 德王来访
　　我们乘坐的军用飞机，途中因为空袭，临时在大阪着陆，等到到达新京机场时，飞机误点，已经是夜晚8点钟了。久别了的新京，在夜里看来，更显得静谧和安宁，与不久前被空袭的东京来比，使人觉得和平是多么宝贵呀！但我忧心仲忡，因为我知道伪满洲国已被绑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车上，这种虚假的和平是很容易在一个早晨被破坏的。
　　我和溥仪经常议论未来的局势，愁眉不展。我们梦想复辟清朝，一直没有死心，但当前如何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束缚，不当殖民地的奴才，更是直接面临的议题，而我们对此毫无办法。
　　我们这种狼狈的处境和内心的苦闷，大约也被别人察觉了。这表现在我回到新京不久，蒙古德王的一次来访中。德王是伪蒙疆自治区的头子，他来访问伪满洲国，等于是两“国”首脑的会晤。德王穿着传统的蒙古服装，梳着长长的辫子，脸膛通红，是个身体强壮的蒙古汉子。他见了溥仪，寒暄几句话后就说：
　　“我们蒙族虽然表面上自治，但实际上一点权力也没有。您们是大清皇室之后，怎么也是这样的软弱？我们蒙族一直将溥仪皇帝作为我们的王来尊敬，因为您是清朝的直系。可您们将日本的天照大神都请来作为自己的祖先，这使我们该如何理解呢？现在满洲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皇帝只是袖手旁观，这不是当了日本的傀儡吗？你们今后该怎么办呢？”
　　溥仪听了德王的话，一言不发。
　　我听了德王的话，脸上直发热，胸膛中燃烧起满腔怒火。我不由得正颜厉色地对德王说：“请您放心。我相信我们不辜负德王之言的日子，不久即将到来。”
　　我这句话的意思倒底意味着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只能说我们是不甘心当奴才的。我和溥仪都读过圣贤书。陈宝琛老师教我们读过四书五经，传统的中国文化告诉我们：“哀莫大于心死”，“宁为玉碎，毋为瓦全”。所以我们对于处在关东军统治下的屈辱生活实难容忍，于是就迸发出了刚才我对德王说的两句话。其实我们如何图反抗？实在也是毫无良策。
　　德王听了我那耐人寻味的两句话，不知道他悟出了什么，竟恭恭敬敬地说：“我懂了。我们会永远尊敬皇帝陛下。”
　　第二天，吉冈找溥仪问：“昨天德王和你们都讲些什么？”
　　溥仪说：“我们只说些家常话。”
　　吉冈说：“不见得吧！恐怕讲了些对日本不利的话吧！”
　　可恨的吉冈，他一定布置了密探，侦察我们的活动。溥仪身边一定有他安排的人，可以随时掌握我们的情况。在伪皇宫内部有日本宪兵队，住在内外宫之间。表面上这是保卫溥仪皇帝的安全的，实际上是监视我们的。他们身穿便衣，别人不易察觉他们。他们每天注视着哪些人来见溥仪。另外，一定还有吉冈直接安排的人，不然，为什么德王和溥仪说什么话他们都知道呢？
　　二十六 愈来愈难堪的生活
　　由于战局的恶化，我们在伪满的日子也愈来愈难过，事实无情地讽刺了我们，我们只能做关东军的奴隶。其中最不能令人容忍的是关东军御用挂吉冈中佐飞扬跋扈的气焰。
　　谭玉龄贵人死后，溥仪心情十分苦闷。吉冈张罗着为溥仪再娶一位贵人。溥仪怕吉冈在他身边安插一名密探，自己选了位15岁的小女孩子，叫福贵人，即李玉琴。吉冈不征得溥仪的同意，即把福贵人的照片寄给了日本皇太后。溥仪十分气愤，那张苍白的脸上青筋直跳，显得更加苍白。吉冈甚至肆无忌惮地当着很多人公开说：“皇帝算什么，他连个后代都没有。我要是不管他，他什么也干不成。直截了当地说，他就是我的孩子。”我听了这些话，明白了溥仪的处境。现在关东军不过是在利用溥仪，如果到了一点利用价值都没有的时候，他们就会毫不怜悯地杀掉溥仪。
　　至于我呢？
　　我的地位不如溥仪，当时我已经升为伪满洲国军的上尉，我要出去乘用自己家的汽车也不准。理由是：“一个满洲国军上尉不能乘自己家的私用车。” 在日本，皇族也能享受特殊待遇，为什么我这个满洲国皇帝的御弟竟连坐汽车的权利都没有呢？张景惠总理也觉得太说不过去，亲自去向关东军交涉，他愿意自己掏钱为我买一辆汽车，最后也是不准。冬天到了，我家的煤不够用，浩都冻得患了感冒，水管也有冻裂的危险。我们实在无奈，知道向宫内府申请是无用的，只好向关东军求援，这才分给了我们一点煤。
　　溥仪和我尚且如此，老百姓的生活更是困苦了。拿孩子来说，日本孩子可以吃白米饭，伪满的孩子只能吃高梁米和粗粮。日本军人纯毛袜子穿不完，满洲人连织袜子的线都没有。满洲人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当时，在满洲人中间流传着这样的话：
　　“关东军是天皇，满洲铁路是中将，警官是少佐，剩下的日本人是下士官，而满洲人是猪。”
　　满洲是一座愤怒的火山，关东军正坐在这座火山的顶端上，摇摇欲坠。
　　就在这样紧张的日子里，由于战争吃紧，日本国内也是人心惶惶，一片混乱。这时学习院已封闭了。慧生和浩的母亲、妹妹一起疏散到日光附近的山里——枥木县的船生。昭和20年（1945年）暮春，浩的妹妹来了封信：
　　“……在日光的深山里，也传来了要拥戴天皇，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的风声。甚至命令任铫子酱油社社长的舅父提供酱油瓶子。这是用来装上炸药，对付从铫子海岸登陆的美军的。总之，武器相当欠缺，战局十分危急，粮食匮乏。也许这是我给你们的最后一封信了。我祈祷运送这封信的轮船别被击沉……”
　　看了这封信，我十分着急。我想念寄居在外婆家的慧生。在战局混乱的年代，一家人应该在一起，是不是打个电报让慧生赶紧回国呢？我想。
　　但是，来不及了。当时海上交通已经中断。我们一家已经被日本海分隔在两岸，飞机也已不通航。慧生只能一个人依附外婆住在日本。
　　恶梦般的8月到来了。
　　我生命中悲惨的日子到来了。
　　二十七 战火蔓延伪满洲国
　　果然伪满洲国表面宁静的生活是短暂的，很快，战火蔓延到了这里，摧枯拉朽，这个本来就是空有虚名的帝国，不堪一击，转眼就崩溃了。
　　我自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回到伪满，先任伪军事部参谋司第四科中校科员。有一天，伪军中一个姓姜的上校对我说：“真川次长想调你当参谋司第二科科长，你看怎么样？”我知道第二科专司谍报，自知伪满洲国的寿命长不了，犯不上蹚这个浑水，就以资才不够坚辞。姜又问我：“兵器科怎么样？”我怕一再坚辞容易引起姜的怀疑，就表示兵器科可以应承。但心里想：到了伪满洲国垮台的那一天，干兵器总比干谍报要少判几年罪。我已经预感到末日即将到来。1945年 3月，我回到北京参加六妹的婚礼时，我的族兄溥雪斋劝告我：“现在日本大势已去，你要早自为计。”我出于那种顽固的本性，虽感到前面是条死路，也只好硬着头皮走下去。我对雪斋说：“事已至此，有死而已。”那时前清豫亲王府的端镇就是从伪满军队中辞职回家到银行去工作的，他也在深夜来探访我，劝我当机立断，离开伪满，回到北京暂避。我以一种“飞蛾扑火”的心情对他说：“日本要垮台，这已是事实了，我哪会不知？但是我一走，丢下哥哥怎么办？这种事我干不了。反正豁出这条命算了。”到了6月底，真川鹤吉让他的心腹冯志远少校来问我：愿意不愿意当禁卫团步兵团长？我想到了这般紧急时候，我要能把禁卫步兵团抓到手里，就能保卫皇帝，这是再好也没有的了。我就立刻表示请他转告真川次长，我无条件地愿意调往禁卫团。但到了7月初伪军宣布人事调动时，我却被发表为伪军官学校的预科生徒队队长。虽然并不如意，但是出于军人服从的天职，我第二天就走马上任。这时伪预科生徒队和本科生正在长春近郊水源地一带作联合演习，我还未和即将离任的队长办好接替手续，就迫不及待地赶到演习地参加演习，演习完后我还发表演说：“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正是我们效忠皇帝，实行日满共存共亡的时候，希望大家同抱此心，同心协力干下去。……”我那时的心情是已把自己绑在日满合作这辆战车上，身不由己，明知前面是条死路，也只好照直走下去了。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首先是空袭。新京也遭受了轰炸。1945年8月9日夜里，尖锐刺耳的空袭警报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也许是我早有预感吧，我又当过几年军人，很快我就穿衣而起，警觉地要辨明发生了什么问题。这时“轰”地一声，剧烈的爆炸声震耳欲聋，窗外一片火光，宫内府南边升起了窜天的火柱，有的建筑物着火了。我赶紧拧开收音机。播音员还是用她那一贯镇静的声音在说话：“清晨两点，从哈尔滨方面飞来的敌机开始向吉林进攻。在帝京附近扔下了炸弹……”
　　我立刻明白了，这是苏联的飞机来轰炸。因为如果是美国的飞机来轰炸，应该是从大连的方向来进攻。局势变得严重了。这时浩也已经起来了。我嘱咐她要小心，要她携带嫮生到防空壕去避一避。我是军人，这正是我赴汤蹈火的时候。我飞跑出去，到警卫处坐车赶到宫内府。一路上街上已经挤满了惊慌失措的人群，因为这是第一次空袭，人们不知道随之而来的将是些什么样的灾难呢！我来到伪军官学校，召集伪连长、区队长讲了话。我说：“现在苏联背信弃义，突然向我们发动进攻。我们要效忠皇帝陛下，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我们背后有百万英勇的关东军，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我又分析了学校的形势，认为日本学员没有什么问题，对满洲国方面的学员则要做好工作，防止他们受流言蜚语的影响。然后我又召集了全体预科的伪军官候补生，为垂亡的日本打气，一再蛊惑他们要为“圣战” 顽抗到底。
　　当天夜里，我又来到皇宫去看望溥仪。他虽然也有“末日将临”的感觉，但比较镇静，镇静中透着凄凉。在苏联飞机来轰炸时，他和侍从躲在同德殿附近的防空地下室里，还吃着英国饼干，喝着法国葡萄酒。他告诉我炸弹击中了皇宫前面的监狱，炸死了几个犯人。轰炸一起，他身边的人就都逃命了。只有恭亲王的儿子毓嶦等几个人还留在他身边。他感叹地对我说：“别人都是靠不住的，一到关键时刻，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到底还是自己人可靠。恭亲王的儿子虽然只有16 岁，他能想到来看我。”
　　他对我冒着危险来看他，也有些感动，又增强了他的“同族必亲”的观念。我们一起厮守着，我发觉他当时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果然有一种悲哀冷漠的感觉，同时也有一种复仇的快感，因为14年来日本帝国主义挟持他的傀儡生活即将结束，但随之而来的将是一种什么生活呢？他又不能不感到茫然了。慢慢地走散的人又回到宫内，我想念浩和嫮生，上午特地回家看望了一下。她们也已经自防空洞回到家里。我又一次嘱咐她们要小心。吃了些饭，我不放心溥仪，又到宫内去。当时由于时局紧张，有的日本官员留在新京的家属要撤回东京，她们约浩同回日本。看来日本是打败了，不然不至于这样消极沮丧。可怜的浩，谁让她嫁给一个中国人做妻子呢！此刻，她是该和命运多蹇的丈夫共患难呢，还是贪图安全回到日本呢？当然回到日本也是处在战争环境中。浩选择了前者。她告诉日本官员的家属： “谢谢您的关心。我要留在这里，请不必担心。”
　　当然，留在这里，她也是想念着现在正在日本的慧生，放心不下。可恶的战争，把我们一家人两下分离，弄得牵肠挂肚，心悬两地。
　　8月10日，我正要赴学校上班时，忽然伪军事部的人事科长戴有威上校匆匆赶来，交给我一个纸条，说这是军事部的临时命令。我接过一看，上面用钢笔写着：“溥杰、润麒、万嘉熙着调任侍从武官，扈从皇帝陛下赴某处（未写明地点）。”既无大臣的签署，也无军事顾问的盖章，足以说明那时的仓皇劲了。那天上午，宫内府召开了紧急御前会议，讨论当前局势。关东军自知不是苏联红军的对手。表示如果苏联参战，只有放弃地形不利于防守的新京，退守敦化——奉天一线。丢弃首都，这是丧权辱国的事，溥仪和我都不愿意，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到哪里去呢？说心里话，溥仪和我都愿意回北京，那里有我们的老家，有我们的亲人，可是这在当时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我们只有俯首帖耳，服从关东军。战后，我们从原来在特务机关工作的人那里得知，当时关东军曾发出“倘若皇帝无视关东军的意见，企图逃出皇宫，则格杀勿论”的命令，听了真是令人毛骨悚然。
　　8月10日下午2时，吉冈中将来电话叫我和浩到他那里去。到了那里，吉冈一反往日盛气凌人的常态，非常消沉地对我们说：“苏联已向我们宣战。”
　　他告诉我们，苏联的几千辆坦克已经越过国境，正在向我们这里挺进，估计明天将到达新京附近。时间很紧迫，我们要做好撤退的准备。关东军打算带着皇帝，据守通化，但估计也只能守两个月左右。因此要我们和关东军一起退守通化，并且要做好战败自杀的准备。
　　我感到愕然。怎么回事？平日号称“拥有数十万精兵”，扬言可以坚守满洲的关东军竟这样不堪一击，不做任何抵抗，拱手要把新京让给苏军，太让人失望了。溥仪经常用短波收音机收听外国新闻节目，并且经常把他听到的消息告诉我，所以我已经知道日本惨败以及美军在广岛扔原子弹的消息。我以为日军总还能支撑一阵子，没有想到日军竟这样脆弱地不战而退。想起关东军平时趾高气扬地骑在我们头上欺侮我们的样子，令人气愤，更气愤的是如今兵败如山倒，到了末日还要让我们自杀，怕我们落到苏军手里会泄露关东军欺侮中国人的真相。想到这里，我实在觉得不能容忍，与其让日本人逼着我们在远离新京的通化自杀，还不如就在这里结束我的一生吧！想到这里，我不禁把手伸进了我的枪套。
　　这时，突然浩疯狂似地扑向我，夺住了我的手。
　　“住手，死还不容易？可你们兄弟俩好不容易熬到今天，怎么轻易想去死呢？你怎么能丢下皇上自己先去死呢？是不是非要死呢？我们还不到这个时候，我们还有办法。”
　　浩的话使我感动。是的，我还不到死的时候，应该想办法生存下去。而且浩那种亲切的关怀增加了我的力量，使我能够在艰难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我终于向吉冈表示：“事已如此，我一切听从你的安排吧！”
　　吉冈呀吉冈！我想起你1934年在日本士官学校当中佐战史教官即将调到伪满洲国溥仪身边工作时，你要求我给溥仪写信，请求溥仪给你专安排个办公室，以示高于从前那些监督溥仪的人，我都照办了。你还自己活动了个关东军参谋的头衔，以便凭这张虎皮可以吓唬溥仪。现在你也已经靠欺压溥仪以及我们这些人得到了中将军衔，职位不算不高，可是如今你在苏联红军面前，也显得这样软弱，你的凶狠劲儿哪儿去了呢？
　　二十八 逃离新京
　　8月11日，关东军和宫内府紧张地准备转移。
　　我也要准备逃亡了。
　　因为此去凶多吉少，要作好覆灭前的决斗，行李是不能多带的，要轻装前进。房子呢？让仆人们住吧！我叫仆人们搬进来住。他们流着泪说他们只是看守，什么时候我回来还把房子还给我。我把一些日用品分给了他们。一些重要的珍宝，我选了个秘密的地方挖坑埋了起来。眼看全家要踏上前途渺茫的征途，多年来在陆军士官学校培养起来的那股军人精神在我血液中奔流着，我愿在这里为保卫作为满洲国首都的新京而牺牲。我去看看溥仪作好了离京前的准备没有。他木然地站在那里，底下侍从忙乱地搬着东西。我向溥仪说：“皇上请善自珍重。我愿留在这里战斗到底。”
　　溥仪一摆手说：“你切不可贸然从事。等我死了，你再打仗也不晚。你跟我一起撤退吧！”这时我已当了宫内府侍从武官，就是在溥仪左右，为了保卫他的安全而尽力。他也似乎只能信任我们这样的亲属。我和浩等告别，要她和三格格、五格格等随着宫内府的家属一起撤退。我和溥仪、润麒等在一起，由关东军护卫着单组成一个队伍撤退。这时苏联宣布参战已经三天，新京的市民们正在街头挖掘濠沟准备巷战。一个个临时防寨已经修筑起来。关东军忙着转移司令部和他们的家属。在街上可以看到有的日本军人腰挎军刀，胫缠裹腿，喝醉了酒，高唱着法西斯军歌行走着。日本妇女则如丧家之犬，携儿背女，仓皇地走着。那些被关东军抛弃的下级职员的家属以及一般日本人的家属都身背大包裹，手提行李箱，冒着酷暑，一群一群地拥向新京车站。这时列车因为被军队征用，车站里已经没有列车了。人群中哭喊着、怒骂着，都希望能得到一张撤退的车票。有的日本人开始出售高价货车车票，这些高价车票也被绝望了的人群一抢而空，他们希望赶紧离开这死神包围的新京，逃到新的地方去。
　　在一片慌乱中，所谓“迁都”也开始了。溥仪和我们这些随身官员以及家属们由关东军警卫军和宫里的警卫军护送着乘坐宫廷列车南逃。临出发前，溥仪率领我们，携带清朝历代祖先牌位到新京神社前集合，向神灵祈祷，愿神灵保佑我们一路平安。神社的神职人员正磨刀霍霍，准备苏军来到时集体自杀。然后队伍向新京车站出发。这时下起了滂沱大雨，我们沉默地在雨中行走。我想号称“镇守东北稳如泰山”拥有百万雄师的关东军，你们都到哪里去了呢？让我们如今这样恓惶地逃难。两旁的群众看见我们这一行失魂落魄地逃走，都破口大骂。瓢泼般的大雨声加上群众的咒骂声使我们的心情更加沉重。来到车站，见车站里挤满了黑压压的候车的人群，挤得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人们哭喊着，婴儿尖叫的哭声，母亲的安抚声和训斥声，各种音响交织，嘈杂而又混乱。这里变成了人间的活地狱。我们这一行由警卫军保卫着，硬是分开挤在站上的人群坐进了专车。车站上的人们用羡慕而又怨恨的眼光看着我们。有人哀求着：
　　“已经等了两天了，求求你们，让我上车吧！”
　　“把这个孩子带走吧！我们已经老了，死了算了。孩子还年轻，给他条活路吧！”
　　宪兵怒斥着他们，用力把那些紧抓住列车车把的人们推开。列车开动了。这是子夜一点钟。随着列车的开动，车厢的电灯熄灭了，黑暗的列车在漆黑的夜里蠕动着，渐渐地，离新京愈来愈远了。伪满洲国的首都已经被我们抛在后面，好像宣布了它的灭亡。火车的气笛时而发出凄厉的哀鸣，又像在为已经死亡了的满洲国唱哀歌。伪满洲国是死亡了，至于我们呢？我不知道列车要开到哪里？也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们。
　　在专车上，由于战局突变，匆忙逃亡，方寸已乱，御膳房不可能为溥仪准备丰盛的伙食。慌乱之间，只给溥仪做了碗盐水煮面条，家属们只能啃干面包。8月13日早晨，列车到达伪满的临时首都临江。车已过通化，在通化时，列车曾略停了一下，关东军的人上车和溥仪商量了一下作战的事情，向他汇报了一通捏造的“捷报”。因为临江没有可以作临时皇宫的地方，列车又往前开，一直开到了东边的大栗子沟。
　　大栗子沟位于长白山与鸭绿江之间，是一个靠近中朝边境的小山村。这里本来是个不为人知的小地方，就是因为战乱之际溥仪和我们这一行到过这里，现在这个地名很多人都知道了。这里没有什么像样的房子，有个大栗子沟矿业所，溥仪的临时皇宫暂设在矿长家里。我和浩、嫮生住在一所木造的二层小楼楼下的房间里。五格格和万嘉熙住在我们前面的房间里，吉冈住在我们的楼上。二格格、三格格则住在另一栋楼的楼下。这里风光明媚，长白山层峦叠嶂，早晚随着阳光的浓淡，不断变换它的新装，可是我们无心欣赏，再美丽的风景也徒然让我们黯然神伤。
　　在那些日子里，溥仪领着我们向祖宗的遗位叩头，他也不断地用金钱占卦，以卜吉凶。我以为我们可能要在大栗子沟这个僻静的小村住一些日子，幻想它能成为世外桃源。可是这个幻梦很快扑灭了。8月15日，溥仪通知我到他房里去听广播。我立刻过去。一进他的屋子，只见他正襟危坐，态度严肃而又悲哀。收音机里正在播放日本天皇的一个讲话，声音夹杂杂音，听不清楚，可是断断续续地能够听出来他在宣读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夫谋帝国臣民之康宁，偕万邦共荣之乐，此为皇祀皇宗之遗范，为朕之拳拳之措者……”
　　听到这里，溥仪哭了。我想安慰他，可是实在说不出话来。我俩手拉着手，相对流泪。完了，这下子彻底证明“满洲国”是完了，因为连日本都投降了，哪还有我们的生路呢？8月16日，张景惠为了证明这个消息是否真实，特地到通化关东军司令部去了一趟。第二天，他带回来一个确凿无误的消息，日本是投降了。于是我们就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即要不要解散“满洲国”和皇帝要不要退位的问题。
　　二十九 溥仪退位
　　那天晚上，在矿业所简陋的食堂里召开了紧急的参议府会议。我们随便搬来几把椅子。张景惠坐在议长席上，臧式毅参议府议长、熙洽宫内府大臣等随便坐下。在昏暗的灯光下，大家无法掩饰那种悲哀的心情。会议持续开了一整夜，到8月18日凌晨1点，才通过了决议，决定“满洲国”解体和皇帝宣布退位。
　　退位仪式简单而严肃。皇帝溥仪宣读完退位诏书之后，和与会者依次静静握手，悄然退出会场。他成为平民了。溥仪很会做戏，在宣布退位时，自己跪下说，由于他的无能，给日本天皇添了很多麻烦，请求天皇原谅。他在退出会场时，还和站立在旁的日本兵拥抱告别，日本兵感动得掉了泪。我忽然对溥仪产生了反感，到了此时，还有什么心思作这种丑态呢！短命的伪满洲国一共经历了十三年零五个月，就在大栗子沟这个偏僻的地方土崩瓦解，结束了它的生命。我们从新京捧来的清朝历代祖先的牌位，也在这里烧毁。随着烟消灰尽，说明清朝确实是灭亡了，它不可能再复兴了，关于它的任何幻想都破灭了。退位仪式一结束，伪满洲国的要人借口这里有土匪，他们要撤回新京了。随后的关东军警备队、伪满禁卫队的士兵也都撤退。只剩下以溥仪为首的爱新觉罗家族成员和一些内廷职员以及吉冈御用挂等日籍职员。我们这些人向何处去呢？溥仪虽想回北京，但这是做不到的。眼下，唯一的出路是逃亡日本。当关东军和大本营联系时，得到的答复是不予接受。这使我们气愤到了极顶。当初为了利用我们，一再督促着我们建立“满洲国”；现在战争失败了，又把我们扔下不管，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呢？经过我们一再的催促，日本终于同意溥仪一行到日本京都都立饭店暂时避难。溥仪到了这时，由于实在害怕，竟向吉冈提了个问题：“今后生命能不能保险？”
　　吉冈露出了从未见过的凶相，手拍胸口厉声说：“谁能保险？拿出胆子来！”
　　溥仪乘坐8月22日从通化起飞的飞机去日本。第一批出发的除了他以外，还有我、润麒、万嘉熙、毓嶦、毓嵒、毓嵣三个侄子，医生黄子正、仆人李国雄。皇后婉容以及浩、二格格、三格格、五格格等以后再去。溥仪去和婉容等告别，说：“我们先走一步，你们可以坐第二批飞机，或从陆路经朝鲜到日本来。只要到了日本，就没有问题了。至于今后的生活，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我已经把钱提前汇到日本去了。”
　　我也和浩告别，说句实话，我很高兴，因为回到日本我又可以见到我那心爱的慧生了。所以当浩为我准备好洗脸用具和准备换洗的衣服时，我都不想带，我以为几个小时就到日本，用不着带那些东西了。我有些过度兴奋，我对浩说：“你和嫮生随后就来吧！今后，我再也不当这皇宫内的差使了。我们一家四口子好好过日子吧！”
　　浩也轻松地对我说：“是啊！我随后就来。”
　　出发的时候到了。溥仪已经脱去皇帝服，换上褐色的西服，穿开襟衬衫。他和正在哭泣的婉容和福贵人李玉琴说：“我等着你们到日本来。”
　　接着，他又向一般职员致谢，说：“长期以来多蒙关照，祝大家健康幸福。”
　　说着，说着，他哭了。
　　我也和浩再次告别，我比较冷静，多年严酷的军校生活毕竟对我有所锻炼。
　　飞机起飞了，我再次看了看为我送行的浩，她正微笑。我向她挥手。我原以为真的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重逢的。哪知道这一别就达十六年呢？因为飞机到达奉天机场时，苏联红军几乎同时到达。飞机一着陆，我们就被逮捕，成了阶下囚。我们经过新京被送到苏联，从此开始了囚徒的生活。至于浩呢？她和嫮生开始了她俩颠沛流离、扣人心弦的流浪生活。关于她的这一段经历，浩后来写成《流浪的王妃》一书，在日本和中国都已出版发行。我就不在这里叙说了。
　　三十 沈阳被俘
　　那一天是1945年8月16日。
　　对溥仪来说，这是他的初次“凌空”而行。在飞机上他紧闭双目，默然无语。我告诉他：“现在是一千几百公尺的高度。”他蹙眉对我说：“不要说了，我头晕。”和我们同机的有吉冈和护卫天照大神的桥本虎之助。说起天照大神来，在我们奔波流亡的路上，祭祀总裁桥本虎之助总是捧着天照大神第一个走在头里。在大栗子沟安排住所时，也要先对天照大神行完礼，然后分配大家的住所。一直到我们坐上飞机飞奔沈阳时，在机舱里也要先对天照大神行礼，然后大家坐下。可见天照大神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可是现在到了这种紧要关头，事出非常，连桥本虎之助对天照大神也不怎么尊重了。他把天照大神从锦盒内移到手提黑皮包内，随便提着了。等到我们成了苏联战俘，被押解到赤塔时，苏军在搜查桥本手提的那只黑皮包，觉得代表天照大神的三件东西中的那面镜子很好玩，就搜走了，溥仪听说后还直发笑。
　　飞机到了沈阳，在我们被押上苏联飞机之前，还有一个小插曲。关东军的第三科科长匆匆走来，见了溥仪强作欢颜地说：“苏联军队昨日知会我们，说在今日要作‘形式上的占领’（其实这时日军已一律被解除武装），陛下的安全决无问题。”这真是撒弥天之大谎了，我没有见过有这样当面说这样大的假话的。这时苏联军官命令他赶快离开。我们一行人在苏军的押解下，从沈阳登上了苏联的飞机。一上飞机，溥仪觉得可以不受日本关东军的约束了，他竟开玩笑地问起桥本来：“神体（指天照大神）安泰否？”要在往日，他是不敢问的，而且此时问候神体，完全是讽刺的意思。桥本啼笑皆非地回答：“安泰！安泰！”飞机到达通辽机场，有个懂点英语的苏联军官用英语和溥仪交谈，溥仪直接了当地提出希望把他和吉冈等人分开，表示不愿意和吉冈等人关押在一起。这时我们才在苏军的命令下，和死缠溥仪达十一年之久的关东军中将吉冈安直以及执行宗教侵略的头头——伪满祭祀府总裁桥本虎之助中将断绝了联系。在机场上看到伪满兴安军部队的蒙族兵士正在苏军的监视下从事劳作，这些人都以惊异的眼光望着我们。我当时既害怕他们认出溥仪而有什么举动，又觉得有些愧对他们。少时，一群苏联士兵终于发现了溥仪，就围拢过来看，还有人挤到我们的吉普车周围要求和溥仪握手。和我们在一起的一个苏联少将级军官笑着对溥仪说：“红军士兵和皇帝握手，这真是一件不平常的事。”说罢哈哈大笑。我听了，觉得要是地下有个缝的话，真想钻进去。
　　然后经过满悬青天白日旗的街道，到了一家曾是中国人开设的医院（当时已改为苏军军官招待所）暂宿一宵。这时，有身挂冲锋枪的苏联士兵寸步不离地在旁监视，我们上厕所他也立在门外看着。我既感到“屈辱”，更感到前途茫茫。原医院院长张励清端出精米白面来款待我们，当他捉住一只鸡想要杀以飨客的时候，却在溥仪的坚拒下作罢。那时的溥仪“越发不杀生，绝对不吃肉”。饭后，苏联军官和随军记者纷纷来会。当时我们觉得无话可说，但又不能不勉强说几句敷衍。他们的目标是溥仪，我和我的两个妹夫只是担任翻译。当时苏军中会日语的占绝大多数。
　　在飞往通辽的途中有一段插曲。晚餐时，苏联军官拿出牛肉罐头、黑面包和啤酒相饷，我们几个比较年轻的因为饥肠辘辘，便抢着打罐头，切面包。吉冈虽然在沈阳机场曾请求苏军网开一面，允许溥仪赴日逃命，在日军被解除武装之后，他一举一动都是低三下四地请求苏联方面照顾；但对于我们却还没有放下“主人”的架子。他看见我们并无“为主绝食”的“义气”，冷笑着揶揄说：“苏联的东西就那么好吃么！”他虽然这样地作出不屑的姿态，可是当桥本说：“我们领受主人的盛情罢！”以后，一言转圜，他也扭扭捏捏地吃喝起来，而且吃的并不比我们少。
　　我们在通辽住了一夜之后，次日下午，换乘苏联的大型军用飞机飞往苏联。
　　三十一 赤塔生活
　　8月17日晚9时余到达赤塔，分乘汽车经过充满战争气氛的赤塔市。防空的灯火管制虽已解除，但家家玻璃窗上还都粘着白纸条。在市中心的一所大房子前停了好久，就由市区转入路灯渐稀的郊道，越走越荒僻。驶过无数村庄小道，通过浮桥，越过黑暗的山林，我们的不安也就随着夜路荒凉的程度而加深。和我同乘一车的润麒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大概是要把我们带到适当的地方枪毙罢。”我听了也只好干笑几声，作为回答。走到中途的江岔子地方，我们这一长列的小汽车群忽然一辆辆停了下来，听到一声清晰的中国话：“有小便的可以下车小便！”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个身穿苏联少尉军装的“中国人”，我们都犯了狐疑，不约而同都认为这一定是蒋介石派来接收我们的人，感到最坏的情况要出现。
　　到莫洛科夫卡时已是深夜。汽车停到一所灯火辉煌的楼房前，我们都以为这是一座大旅馆。下车进入大厅，里面有不少苏联军官。其中一个四十多岁身穿西服的人，迎过来很严肃地同我们说话。我以为大约是饭店的经理。等到那位身穿苏联军装的“中国人”——李少尉翻译之后，才知道是对我们传达苏联政府的命令：“苏联政府命令，从现在起将你们拘留。”我们听了觉得很刺耳。后来才知道这位“饭店经理”就是当地驻军的最高首脑——驻赤塔的司令。传达过命令之后，这位司令换了一副笑容，打开桌上水瓶盖，将清水注入杯中说：“这里的矿泉很出名，喝了可以增进身体健康。乍喝也许不习惯，喝惯了还离不开呢。”说完一饮而尽。又接着说，每人的房间已准备好，检查完行李就可以吃饭去。两个人一个房间，铁床、桌椅应有尽有。虽然楼梯下面的每一个门都有哨兵把守，但当我们经过时，有的还对我们举手为礼，这又使我幻想是在“作客”。东西大略检查之后，已经深夜两点多钟，到食堂一看，准备得意外丰盛，且有许多女服务员殷勤招待。我们饱餐之后，倒头便睡。
　　第二天，陆续有苏军各级军官前来“访问”，说话都非常客气。我当时认为这是来套口供，对他们总是保持着不即不离的态度。过了几天，来了一名中校名沃尔阔夫，他自称是从莫斯科特派来照顾我们的。又一天早晨，我到洗脸室去盥漱，见一个五十多岁身穿中国黑短衫、黑绸裤的中国人，贼目鼠眼地走进来，看到我，就自我介绍说是“勤劳奉公部”的伪满大臣于镜涛（我在伪满时并未见过），并拉杂不休地告诉我张景惠、臧式毅、熙洽、邢士廉等伪满大臣（注：当时被苏军逮捕的伪满大臣有：伪国务总理张景惠，伪宫内府大臣熙洽，伪参议府议长臧式毅，伪军事部大臣邢士廉，伪外交部大臣阮振铎，伪厚生部大臣金名世，伪交通部大臣谷次亨，前驻南京伪大使吕荣寰，伪兴农部大臣黄富俊，伪经济部大臣于静远，伪勤劳奉公部大臣于镜涛，伪文教部大臣卢元善，伪司法部大臣阎传绂。另外，荣源曾是伪宫内府的顾问官。）都被一网打尽，送到这里来了。我将此事报告了溥仪。不久，这帮人都来见溥仪。最使我吃惊的，本来不在伪满大臣之列的溥仪的岳父荣源也在其中。他们都被安置在我们曾经住过的那所楼内。接着苏联方面就让溥仪以次都要写有关伪满的材料。不但溥仪的材料要我执笔、万嘉熙润色，就是各伪满大臣的东西，也要我、万嘉熙和润麒来帮忙清写。总之，不论是伪满皇帝或伪满大臣，人人都是字斟句酌地反复推敲，竭力推卸自己的责任。
　　以后，苏联当局又对我们这帮人逐个正式讯问一次。在受讯前，我和润麒商定：要作出“倔强”的态度，万不可稍露气馁的样子。为彻底表现这种外强中干的姿态，决定在受讯时，进屋坐下之后，便掏出香烟且吸且答。其实苏联方面并未怎样重视我们，也未想从我们口中讯出什么口供，只是问一下各人的经历而已。对毓嶦、毓嵒、毓嵣和李国雄他们，索性连问也未问，因为早就知道他们是随侍溥仪身边的“宫内府学生”和“仆人”。所谓“宫内府学生”，是溥仪为要育成自己的股肱羽翼，曾召集一些本家的近亲子侄在伪满宫内读书，打算从中择优送往日本留学深造，后因日本关东军发生疑忌，遂把国外留学改为“宫中伺应”，于是这些人就成为变相的“侍童”了。
　　事后才知道，苏联所以让溥仪等人写一些材料，目的是为日后溥仪赴日对日本战犯作证准备条件，所以并未深究汉奸的罪行。于是我们又生出非非之想：“看样子苏联是要严惩日本战犯，大概不会对我们怎么样，说不定还要利用我们，亦未可知。”这些幻想的表现是：溥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上书斯大林大元帅，请求允许他永住苏联，免得落到国民党政府手里遭陈公博、周佛海那样的下场，然后再伺机赴美另找出路；张景惠是打算混过苏联这一关，重返东北，纠合旧部，再树一帜；于镜涛、邢士廉、谷次亨之流，有的想利用“国共之争”，借苏联之力再收渔人之利，有的想投靠蒋介石，有的想再勾结日本残余势力，死灰复燃。至于我呢？我既不愿意永随溥仪长住苏联，也不想另投“明主”，只希望能潜往日本，与浩和慧生、嫮生相聚暂作一个“海外寓公”，既可伺机观变，又可不冒风险，尤其是梦想着日军卷土重来之际，首先要对苏联“誓报此仇”。
　　我们这帮人，除了各怀心意互相钩心斗角之外，日常的生活就是以吹嘘过去，胡测将来为自慰之道，同时更以赌博作唯一的消遣。当时无钱可赌，别开生面地利用纸烟作为赌注。赌博的方法：推牌九，打麻将，押宝，打桥牌，应有尽有。苏联方面，只要我们不发生轨外行动就行，对于这样的“消遣”，不但默许而且还给予种种方便。
　　溥仪是平生最恨赌钱的，而且还要自我保持“皇帝”的尊严，当然是不会和我们“同流合污”的了。至于我们——随他同来的几名“心腹羽翼”中，在这种环境下，也逐渐分成两派。一派是他的三个侄子、一个“仆人”，另一派是我、万嘉熙、润麒和黄子正。前者是关起屋门，把过去伪满宫内府的生活继续延长到苏联的赤塔效外莫洛科夫卡温泉休养所；后者是“脚踩两只船”——既保持着和溥仪的关系，又和这帮伪满大官厮混在一起，形成了“蝙蝠派”。
　　当时溥仪带着我们住在一幢房子里。这帮伪满大臣们，则是当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以次的将级军官（其中也有一部分伪满将级军官）到了此地之后，从大楼中搬到与我们相邻的一幢房屋内，因此和日本战犯划出“可望而不可即”的限界。溥仪和伪满大臣的住处虽有数公尺之隔，饭厅则在一处，只是每日四餐（三餐和一顿茶点）分为两次开，于是又生出了一段插话：这帮靠日本撑腰的伪满大臣们，眼中是只有“日本主子”并无“儿皇帝”的。只是为了给日本主子作戏，不能不把日帝的头号工具当作牌位来供罢了。现在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谁还把溥仪放在眼里？可是溥仪却还不甘心放下架子，费尽苦心想继续保持“皇帝” 的尊严。例如溥仪想“召见”某伪满大臣时，还是使李国雄摆出不减当年“奏事官”的面孔，定到被召人的面前，高声说：“上边叫”，然后就把他领到溥仪处。这帮大臣们在“前途尚未可知”的情况下，只得暂不抓破脸皮。有一次，溥仪把苏联军官送来的日本酒分了一些与伪满大臣们，让我在开第二次饭时送交张景惠，并嘱我注意张在接受“御赐”时的态度。我如命办理，把酒送到张的面前，说：“这是皇上赏各位喝的。”张听了，既未起立恭受，也未说“跪谢天恩”，只淡淡地点头说了一声“谢谢”。我回来“复命”之后，溥仪与他们又结了一个疙瘩。类似的“你试我探”的例子多得很，从这里能够看出彼此之间是同床异梦的。
　　三十二 送往伯力
　　红河子江边别墅
　　9月的某一天，忽然把我们的散步区域扩大到日本战犯所住的大楼附近，我们才知道这帮法西斯军官都被运走了。又过了几天，突然宣布我们于明日到伯力去。溥仪听了，惊心动魄，怕被送交蒋介石；伪满大臣们则面有喜色，认为归国有望。到了伯力市郊的江边红河子别墅时，看到屋内摆有铺上白布的“八仙桌”，又看到几个中国人正为我们煮羊肉，就有人说：“快回国了，不远就是国境。”可是一天天地过去，全无半点往回送的征候。溥仪安心了，见了苏联军官就表示愿意永住苏联的“诚意”；各伪满大臣则大闹情绪。最初他们还挑吃挑喝，滋事生风，甚至联名提出质问、抗议，结果所长捷尼索夫少校不得不出面，对这帮闹事的家伙，声色俱厉地提出警告。从此，这些自命“好汉”的人物就老实起来，“相安无事”地度过五年俘虏生活。
　　溥仪仍是保持着特殊的方式，每天带着三个侄子、一个“佣人”过着“别有天地”的生活：不打苍蝇，不杀臭虫，每天念佛，随时摇金钱卦，有时还对这几个“基本群众”发发脾气，甚至“扑作教刑”。伪满大臣们仍是呼卢喝雉，谈嫖夸富，把炫耀过去当作自慰的方法。我和我的两个妹夫，一个医生仍是徘徊于 “皇帝”与“大臣”之间。有一天，捷尼索夫少校通过张景惠的儿子、给我们担任翻译的张绍纪对溥仪说，希望溥仪能把携来的珍贵饰物送他几件，理由是为“讨他爱人的欢心”。溥仪自然是恭敬从命，就挑出几件妇女用的饰物（我只记得有一只手表，其他则记不起来了），由张转交。这位少校喜形于色，并坚嘱须严守秘密，且向溥仪表示“由衷的感谢”。溥仪因此得到的“好处”是，新年时，由捷尼索夫亲自送来一桌丰盛的俄式大菜，专供溥仪这一小集团受用，伪满大臣们一个个只能望洋兴叹。
　　又一天，捷尼索夫少校拿来一叠单据，让我们每个人在上面签名。当时我们都莫名其妙地各自签了字。原来这是苏联政府发给我们每个人的月例津贴的收据。溥仪和伪满大臣每人每月为30卢布，校级以下的伪满军官，包括溥仪的侄子、医生、仆人在内，每人每月为15卢布。这堆单据，是从我们到苏联之日起，补发到当时为止的收据。签字是签了，但一个卢布也未落到我们手里。直到后来我们归入市内第45收容所时，才每月照章领到了津贴。
　　在红河子的几个月中，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在我们这里担当炊事和勤杂工作的中国人（主要是伪满警察和由东北“雇”来的厨师），从外面干活回来对我们说：“在附近别墅内，住有国民党政府派来的一些人。”并说为首的是一个中将，随员很多，吃的都是白面包，有时到江边钓鱼，听说是为接收你们而来。溥仪听了照例是吓得魂不附体，伪满大臣们照例是又喜又怕地想方设法钻这个空子，就教这些人伺机和那些人联系。后来有一个人趁苏联监视兵不注意，溜到在江边钓鱼的“接收人员”身边，见了面并谈了话。果然为首的是一个中将，是来向苏联交涉接收我们的。
　　正在加紧勾结的时候，有一次苏联兵发现了这些活动，鸣枪威吓，才将这一“后门”堵上。于是内务局的许多干部到这里查究，将有嫌疑的人陆续叫到别室究讯，结果是将姓聂的厨师和几名伪满警察俘虏调走。对于我们则根本未问，因为我们除每星期到附近的监狱澡堂一次外，没有出大门的机会，此事遂以不了了之。据事后传闻，这个中将因交涉未得要领，终于悻悻回去。
　　过了不久，所长宣布：伪满大臣等即日迁往伯力市内的第45收容所。至于溥仪的这一小集团（除与伪满大臣同住的润麒、黄子正外）则无下文。他们走后，就命我们（除溥仪外）粉刷这所别墅，楼上楼下整饰一新，每个房间的窗上都挂上新白布帘，每张床上都铺上白被单，桌上也都铺上白布。我们就想：大约是我们将被长期关在这里。哪知忙了几天之后，忽然所长又来宣布，我们也都迁到第45收容所。过后才知道，这所楼房是收容日本的主要战犯关东军司令官、参谋长和有关细菌罪行的军医的。我们空欢喜和白担忧了一阵。
　　第45特别收容所
　　到了伯力市内，苏联当局就把第45收容所“一宅分两院”，划为两个区域：一个是溥仪和我们这一小集团；一个是日本高级军官和伪满大臣以及伪满将级以上军官。我和我的妹夫、侄子、荣源、黄子正可以在两个“禁区”内随便来往；溥仪和那些敌伪战犯则是不准私越雷池一步，散步时，彼此也不得越过一条白线。我最初是介乎溥仪和万、润之间的一个特殊存在，受到“准溥仪”的待遇，一时也不能到敌伪大堆的那边去，也不参加一切劳动，到了后来，才逐渐一般化，随便出入于两个“禁区”之间了。
　　管理所当局问我们有谁自愿参加所外的劳动，只有一个蒙族的伪满中将司令官郭文林自告奋勇，我们则全体一致加以拒绝。当时所方很希望我们这些伪满校级以下的人能首先响应，我认为这样对待俘虏是“有违国际公法”的。又过了些时候，所长命令我们这些“次级”的人物，都到附近工厂去劳动。迫于命令，不能不勉强走一遭。但在回来之后，当苏联军官问我们对此有无意见时，除了溥仪的“仆人”李国雄表示无意见外，大家都异口同声表示不愿再干。因此我们的外出劳动又暂时搁置起来。
　　这个特别收容所内的俘虏，既有日本帝国主义的高级军官、高级文官，也有汉奸组织中的伪满皇帝和伪满大臣、伪满的将级军官，真是洋洋大观，集敌伪于一堂。
　　每天一起床，屋内、院中就看到做种种奇形怪状的体操的人群：有的全裸做冷水摩擦，有的做日本式早操，有的做“西式健康法”——我们叫它是“鹰抓兔子”，有的练太极拳，有的做八段锦，有的在地下打滚和翻筋斗。接着就可听到楼上，楼下，室内，廊间发出种种奇声怪韵：有的高呼佛号念经，有的高唱日本的“谣曲”，有的哼二簧或唱昆曲。开饭时，因人多地窄，向例分三次开。当时在厨房工作的是日本的军士和兵。在民主运动还未展开时，日本军人中的法西斯空气还非常浓厚，殖民地主人公的思想仍普遍存在。开饭的次序，是“日先伪后”，大官据首座，小官列次席。后来这些文官武将的本质逐渐暴露出来，如，关东军经理部（军需部）的中将偷白糖，致使日本俘虏兵叹为“世界的末日已到”；敌伪大官为争一块面包而大吵大骂；伪满少将偷窃日本中将的毛衣。借一个日本兵的话来说：“过去看到这些高级将领，真像金泥彩饰的庄严佛像一般，现在看起来，就像金彩剥落露出黄泥的破佛像一样。”
　　在伯力特别收容所的五年间，除了每日三餐之外，其余差不多全是“娱乐”的时间。散步，下棋，打麻将，开宝，成为消磨时光的“日课”。人人饱食终日，各乐其乐，非等日本兵点完名（这些大官们照例免点），通院落的门上了锁之后，各种“娱乐”不会停止。后来，敌伪俘虏的下层士兵思想认识逐渐提高，苏联方面启发、教育逐渐奏效，民主运动的组织逐渐巩固，这些上层反动分子才逐渐有所收敛，所中的空气才有些转变。
　　先就学习来说，所方曾指派万嘉熙和我轮流担当领导学习的工作。我当时的心情是：让我干我就干，反正讲的是在唱戏，听的也在“当差”，能糊弄过去就算了。讲解之前既无准备，讲时也只是照书一念，就算完成任务。我记得开始讲的是《联共党史》，照例是到了时间现吆喝人，等到伪满国务总理张景惠以次的文武“显宦”一个个搬椅坐定之后，再由溥仪的侄子去请溥仪。少时，便可看到溥仪领着三个侄子，一个“仆人”缓步走来，同时有一个人捧着溥仪专用的椅子，抢行几步，把椅子放在和讲师座位平行稍前的右方——紧靠半开房门的地方。这时，摆椅的人还向溥仪鞠一个比伪满时期稍浅些的“最敬礼”，我则正颜肃目地向溥仪报告一声：“现在开始。”那些伪满大臣虽然对于溥仪的莅席、退场不起立，不行礼，但也都“习与性成”地乖乖地坐在那里等着。当时有一个叫杨绍权的（汪逆伪政权驻朝鲜领事）曾写了一首诗，颇有绘影绘声曲尽当时的情景之妙。诗云：“长廊短椅列公卿，御弟高声讲列宁。斜并讲坛安宝座，半掩龙门仔细听。”
　　有一年，因为夏季暑热，张景惠向我嘟囔：“这热的天，还不放暑假？”我说这是苏联当局的布置，我不好意思提议“歇伏”。张听了大不满意，叽叽咕咕骂了一句，我也对大家发牢骚说：“大家听是应付，我讲也是敷衍，彼此同在患难中，何必出口伤人！”
　　在日本法西斯军官方面，学习的情况和我们差不多，但“讲师”则较我积极些。例如一个叫筑濑三郎的少将（汽车队队长），担任“讲师”，曾制定出详细的学习计划，提呈所方审核。在讲课中也针对着法西斯军队和天皇制作出一些分析、批判。因此引起顽固分子的公愤，闹出了互骂互殴的活剧。事后筑濑得意地见人便说：“恨我打我的人，尽管恨我打我好了，下次回国名单中反正有我，不会有他们。”
　　至于日本兵（包括伪满军警）方面的学习，确是和上层反动分子不同，他们从切身的痛苦经验中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所以在很短的时期内，就有了民主运动的组织，逐渐同他们的“上官”展开了斗争。有一个日军中将丢掉吃剩的白面包，士兵把实证附在大字报上，进行揭发。日本军官学习报纸时，经常断章取义，诽谤苏联。士兵们就一针见血地揭露他们的反动宣传。这些反动家伙，对士兵不能作公开反击，便消极抵制。一看到士兵成群地来作宣传，就一个个溜回自己的房间闭门不理。这些士兵便采取“先堵门后包围”的办法，先将各号房门堵住，然后把这些人围在中间，再揭露他们。日本军官、伪满汉奸，平日的猖狂气焰从此收敛了不少。

　　汉奸与日本战俘
　　汉奸集团的文武大官中，当时对于日本战俘的态度，大约可分为三种：
　　一种是深恶痛绝，大有不共戴天之势，即不得已见了面，也想借机大骂他们一顿。代表这类的典型人物就是溥仪。但这样的是极少数。
　　一种是无恩无怨，不即不离。这类人占绝大部分。过去的老军阀、“大人物”多属于这一类。
　　一种是甘心继续过去的关系，不但不仇视这帮既害了祖国，也害了自己的法西斯恶魔，反在“不打死老虎”的遮羞布下，把殖民地的主从关系延长到伯力的俘虏收容所内。这种类型的人也居少数，是一些从殖民地出身，确实得过日本“好处”的忠实汉奸们。
　　我当时的心情是：仇恨苏联，怀恋日本。对国民党是又恨又怕，对共产党根本没有认识。认为苏联是把自己的“半生基业”连根拔掉的“仇人”，国民党是历史上的死对头，共产党和自己是水火不相容的存在。特别是看到苏联在卫国大战之后，又遇到1946年的大旱灾，面包、乳、肉，无一不缺，想想还是过去那种社会的生活好。更因为自己的妻子是日本籍，长女又在日本，将来后半生的寄托，除了日本更无别路。我受日本法西斯教育多年，看日本的一切都觉得顺眼，尤其是认为以日本军队的“忠勇精强”，总会有卷土重来的一天。
　　我不但对以山田乙三为首的前关东军司令官以下的战犯，见面必先行礼，说话必敬呼“阁下”，即对于次级的人物，也是无话不谈。那时日本战犯中已经有人获准释放回国，我认准哪些日本战犯有可能被遣返回国的，我就找机会接近他们，告诉他们浩住在那里，希望他们回国后能为我捎个口信，告诉浩，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一定要插翅飞到她的身旁，要她耐心等着。两个孩子请她抚养好，等着我平安归来。我甚至还打听怎样才能加入日本国籍，我以为我不可能回中国，回国后等着我的是死路一条，我只有偷逃到日本去，加入日本籍。
　　在伯力收容所，有一个苏联翻译叫别尔面阔夫，他在研究中国的历史，要我为他写些材料，如中国的婚丧嫁娶、儒教、佛教的情况等。我都给他写了。他送给我一些纸烟糖果等日用品作为酬谢。我说：“你需要什么材料，我都可以给你写，但你要帮我办一件事。”
　　他说：“什么事？”
　　我说：“我的妻子在日本，你要帮我和她取得联系，让我找到她。”
　　果然过了些日子，他告诉我，他有一个朋友要到日本东京去，要我给浩写封信交给他，他那朋友一到东京，往邮筒一扔就行了。我真是感激涕零，连忙写好了那封信交给了他。不久，他告诉我，他的朋友已动身，此事已办妥了。
　　不久，我又找别尔面阔夫。我说：“你想个办法把我送日本去好了，乘日本战犯遣返回国时，把我也夹在中间。我回到日本，夫妻儿女一家团聚，大恩大德，我忘不了你。”
　　别尔面阔夫大吃一惊，说：“你好大胆子！这事我办不了。这件事你以后也别再对人讲，别人知道了，将来你回到中国，共产党决饶不了你。”
　　我听了，也大吃一惊，从此不敢再提。
　　我们眼中的“苏联人”
　　我们对于日本战俘的态度，有上述三种类型，而对于苏联人，则差不多完全一致——看不起他们。有时候，我和所长捷尼索夫握手，因为他听不懂我的话，我就骂他是“畜生”。有一次，捷尼索夫对我说：“将来你回国后，假如有一天中国（指国民党政府）和苏联不幸有了战争，你想打苏联吗？”我回答说：“如果政府有命令的话，我怎能不打呢？”这说明了我们当时对苏联的态度。
　　红河子收容所所长骗东西，贪污津贴。收容所管理人员公然带着俘虏从外边偷铁锹，偷喷壶，甚至连卡车的机器都整个偷来装配使用。1950年，我们临回国时，别尔面阔夫就对溥仪大肆恫吓，实行敲诈。对我说：根据报载，第一批送回中国的人已全体判了刑，并举名道姓地说伪满省长王子衡、曲秉善是死刑。还说，火车一到绥芬河国境，移交完了，不但个人所携的全部财物被没收，而且全部上了手铐脚镣，投入监狱。尽管他撒的本是弥天大谎，但我们在当时没有不信的理由，他就利用了我们的“命且难保，要东西何用”的心理，从溥仪手中骗去了金表、金笔，连荣源的白玉鼻烟壶也难幸免。当我们临上汽车时，收容所副所长还把溥仪的皮带上的金带头一把扯下，揣入腰包。溥仪愁眉苦脸地问他：“裤带怎样系？”他把无头的皮带给打了一个结，粗声粗气地说：“这不就行了么！”

　　不过，我们也认为苏联有好的地方。首先是没有民族间的歧视。在苏联的军队中、市民中，经常看到不同民族的人和睦平等地一起共事。我自幼在“满族至上”的特殊环境中长大，在我的眼中看来，觉得他们很特别，不懂得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民族政策的结果。
　　还有一点，在苏联，不论任何人，对俘虏不打不骂。第45收容所的一个管伙食的苏联准尉曾对我们说：“你们在这里吃的是黄油、白面包、大鱼大肉，如果是我们当了你们的俘虏，就不知道每天给什么吃了。”这在一向看惯日本宪兵对待“囚犯”惨无人道的我的眼中看来，不由得不由衷感动，但也不懂得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对待俘虏的政策，只认为这是因为“俄国人天性厚道”。
　　溥仪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前后
　　1946年8月，苏联当局忽然派人把溥仪接走，立时全所大哗，种种揣测，不一而足。有人说是将溥仪送还中国，有人说是将溥仪另囚他处准备审判，也有人认为这是到日本作证。过了约一个星期之后，所长才对我们说，溥仪是到日本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且以日本俘虏发行的小报见示，并说溥仪作证完毕一定回来。我认为溥仪赴日作证确属事实，但不知能否仍回苏联。溥仪走后，我就代替了溥仪的地位。过去我可以自由往来于敌伪战犯之间，这时却使我住在溥仪的房间里，并限定不得出这个范围。
　　过了一个月之后，溥仪回来了，但未回到伯力收容所，而是先被安置在红河子，并从收容所内把李国雄和两个侄子调去陪伴溥仪。又过了些日子，溥仪才又回到这里来。
　　1948年，我的两个妹夫、两个侄子和李国雄被调到别的收容所去。我们又疑神疑鬼起来，认为罪恶较轻的将要被送还祖国，我们也许老死在苏联亦未可知。1949年秋天，所方忽然让我和毓嶦以及伪满的军士、警察共六名赴附近的透视站去透视，结果说我们的肺部都有毛病，须住医院，就把我们送到市郊的第2收容所去了。这时只剩下溥仪一人，听说他每天都找所长要求调我们回来。到了年底，又把我调回第45收容所。
　　我到了第2收容所之后，即被编到中国俘虏队里。这里真是“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有给日寇当特务的汉奸，有“绿林好汉”，有省、县长级以下的伪满官吏，有伪满宪兵、警察，有想借东北混乱时期招兵买马的“建军分子”，有贩毒的大老板，有自称“吉林省主席”和“吉林公安局长”的“大人物”，有招摇撞骗的老“政痞”……真是汇集旧中国的渣滓于一堂。
　　不过，日本兵的俘虏，倒比较有组织有纪律，对于反动分子的斗争也相当激烈。我们虽然另为一队，在名义上还是附属于日本俘虏大队之中。我们队里虽然也有斗争，但却是偏于闹宗派、争势力，而把对反动分子的斗争却放到次要的方面。我乍到这个分所时，日本俘虏和中国俘虏曾打算集合起来斗争我，由于苏联方面的制止作罢。事后一个中国队里的医生——伪省长曾对我卖人情说：“你们初来时，这里准备好要斗争你们，我当时就不愿意这样干，幸亏所方给你们撑腰，我才松了一口气。”
　　外出劳动时，这帮人把旧中国社会的那一套，整个应用到苏联。如从大家的劳动所得中抽出一部分给苏联工作人员送礼，使其在记数时虚报成绩，也居然发生了效力。有的从工厂里偷大米、白面回来做着吃；有的偷卖棉衣、毛毯，放入腰包；有的公然偷回木材、铁料、水泥、工具，所里也明知故纵，熟视无睹。第 2收容所的大门内，有一座中国俘虏修建的感谢苏联的纪念碑，所用的材料，都是在外面“顺手牵羊”拿回的。
　　我回到第45收容所，那帮敌伪残余分子，都以为我到外边几个月，一定是被洗了脑的，大为不安。有一个伪满的司令官还曾用话试探我。其实我的头脑仍是原封未动。过了不久，就同溥仪这帮人一起被送回祖国来了。
　　三十三 到绥芬河
　　1950年7月28日，我和溥仪等一行，从伯力第45特别收容所出发，乘二等旅客列车南下回国。后来我知道解放以后中国政府经过与苏联政府的交涉，才答应将我们这一批战犯引渡回国的。
　　火车隆隆地在原野上奔驰着。我的心也奔驰着。遥望窗外，天色发暗，夜幕快要降临了。火车在站台上停留的时候，可以听见站台上士兵行走时皮靴 “托托”的声音。我想前面就是中国的领土了，不知道共产党将如何对待我们这些俘虏。民国时期，我怕国民党，因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后来冯玉祥又把溥仪赶出了皇宫。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伪满期间，我怕日本军阀，他们把溥仪折磨得战战兢兢，过着非人的生活，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我自己也是人在屋檐下，不敢不低头，每天提心吊胆地生活。谁知道现在又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呢？此去也许命赴黄泉。溥仪是伪满皇帝，头号战犯，十足的汉奸，他是要枪毙的。我是溥仪的弟弟，虽然官职不高，但地位特殊，共产党会把我们看作旧王朝的残渣余孽，枪毙示众。想到这里，心里就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同行的人大概也都是这种心理，个个面如死灰，沉默无言。押送我们的伯力收容所的阿斯尼斯大尉虽然不时宽慰我们，说：“天一亮，你们就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去，这是值得庆贺的。你们国家的总理已经派人在边境上迎候你们。你们不要多疑，共产党的政权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政权，中国共产党的气量是最大的。”
　　我对阿斯尼斯的话是不相信的，因为他没收过溥仪的财宝，我亲眼看见的。在伯力，我们虽然受到了比较宽容的待遇，这是因为他们接近西方，受联合国规定的约束。可是回到中国，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这样对待我们，就不知道了。火车在经过长长的一段隧道之后，逐渐减速，最后停在一个小火车站上，这时是7月 31日晚上。我透过窗户，看见车站的站牌上写着“绥芬河”三字，我知道到了中苏边境了。这里原来是片原始森林，日本统治东北时期，因为扫荡抗日联军，把树木砍伐一光，当时就是铁路车站旁边也是够荒凉的。8月1日晨，中苏双方开始交接工作。站台上站着两排持枪相对而立的士兵，一排是头戴船型帽的苏军，另一排是胸前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的中国军队，使这个边境小站显得很威风。两排相对而立的军队之间形成一条甬道，通向中苏两方的专车，我国已经派了一列由机车和两节硬座车厢连接的专列来接收我们。我们下车之后必须经过这条甬道走上我方的列车。在绥芬河车站，阿斯尼斯大尉和中国政府的官员办理了交接手续。当时由中苏双方工作人员按名单依次点名呼唤，战犯听到自己的名字后就从苏方车上下来，答应“到”，复诵自己的姓名，然后经过这条甬道登上中方车厢。这个交换过程是相当严肃的，我们不由得胆战心惊，有的人甚至腿软得走不动路。记得张景惠当时也是有病，一方面也是害怕，他是由别人抱着登上中方车厢的。这些被遣返回国的伪满洲国被俘人员自溥仪、张景惠以下有60人，还有汪伪政权驻朝鲜领事和主事等10人，一共70人。中苏双方逐个点完名后，才撤回列队警戒的武装战士。我们登上中方的车厢后，发现一共有两节车厢，一节是我们这些战犯坐的，一节是接收人员坐的。在车厢中间，我才看到中国方面接收人员的两位领导，一位穿着草绿色料子军装，一位穿着中山装，他们面带笑容地对我们说：
　　“目前形势是很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八百万军队，建立了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国家。对于犯罪的人来说，党历来实行惩办与改造相结合的政策，相信他们是可以改造成为新人的。只要你们接受改造，痛改前非，争取重新作人，你们会有光明的前途的。现在你们回到祖国来了，政府对你们的学习改造，已经作了妥善安排，现在就要送你们到新的地方去。旅途中为了安全，要求大家遵守以下事项：1．必须服从统一指挥，不得违抗；2．车上有医务人员，有病要报告，可及时得到治疗；3．发给大家的碗筷食具，要保管好；4．车窗糊的报纸不得损坏，不准向窗外窥视或喊话；5．去便所要先报告，进便所不准关门……”
　　这些话，我听了后感到宽慰，但仍有疑虑。我原想这些官员刚见到我们这些战犯，不该痛骂我们一顿吗？不该给我们戴上手铐和脚镣吗？苏联官员不是说我们要戴手铐和脚镣吗？结果我们并没有被戴上手铐和脚镣，听到的却是这样和善的语言，看到的却是亲切的微笑。但是琢磨起来，和善中仍透着严厉，对我们仍有很多限制，车厢的两端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看守着，我仍有些害怕。讲话中说我们已经回到祖国来了，“祖国”这两个字，听上去感到那样的新鲜，我自问我自己早就是个没有祖国的人了，曾长期流落日本……现在被押解回来，祖国还要我这种大逆不道的人吗？在恐惧中，我不由得又产生了一种惭愧的心情。
　　我们这节车厢，座位并未指定，随着上车的先后，大家坐下来。年老的一人坐一行，年轻一些的两人坐一行。溥仪是后来被人带上来的，他先在候车室中坐了一会，接收的领导干部还单独找他谈了话。上车后溥仪被特许坐在工作人员的车厢里靠近末尾的座位上。他由于心情过度紧张，半夜里他叫嚷起来，说他听见前面那节车厢里有人在骂斯大林，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他在车厢里来回走动，两眼发直，工作人员急忙安抚他，他不听劝阻。工作人员来到我这车厢叫我去做做溥仪的工作。我见了他，只劝他要听从指挥，遵守旅途中接收人员的几项规定。他似睡非睡地躺倒在座位上。我回到自己车厢的座位上也是睡不着，只是揣测着自己的前途，心里一片慌乱。我想看看窗外景色，火车上的窗户都已糊上报纸，什么也看不见。后来我听人说，有人从已经糊上的旧报纸中看到“张海鹏被镇压”的报道，更增加了疑虑。张海鹏是伪满大臣被捕时唯一逃脱者，不久他也被捕，在当时正在开展的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伏法，所以同来的人想到此去恐怕也要遇到和张海鹏一样的命运，心里充满了临死以前的恐惧。我们坐在车上，看不见窗外景色，窗外的人也看不见我们这些特殊的“旅客”。当时正是夏天，车厢里的空气闷热得很，只有到了车站暂停的时候，由于我们这两节车厢出发以后已被挂在别的车厢的最后，一般的甩在站台之外，别人看不见我们，可以打开窗户透透空气。车刚出发，在牡丹江车站，我们被允许下车厢在站台上活动活动。熙洽有病，溥仪不准下车。我们大家得以透透空气，洗个冷水脸，感到特别轻松。
　　一上车，令人感到特别高兴的是毕竟闻到了久违了的祖国的空气。解放军战士拉过一大筐碗筷，发给每人一双筷子、一个碗。开车后的第一顿车餐，就是大米稀饭、馒头和咸菜，虽然简单些，但是故乡风味难忘，大家风卷残云似地饱餐了一顿。以后几天内，大米饭、馒头、咸鱼、咸鸭蛋，都使我们这些远离故土、囚居苏联啃了几年黑面包的人感到亲切。唉！遥望故土泪淋淋，脱离了客居的异乡他国，回到自己熟悉的故乡，也算一件好事，但不知此后吉凶如何。走着瞧吧！想着想着，我在隆隆的火车声中睡着了。
　　三十四 途遇故旧
　　真是鬼使神差，当我神思恍惚、感到前途渺茫时，我竟意外地遇到故人旧交。火车上有些接收干部，不时找我们谈话，做些思想工作。我认出有个接收干部是我在伪满长春任陆军军官学校连长时的学生，名叫蓝中玉，我装作不认识。我想起：在陆军军官学校当预科连长时，我积极向学生进行奴化教育，宣传“日满一德一心”、“皇军必胜”。1942年秋天日本宪兵队发现学生有“反满抗日”情绪，从学校抓走了十几个学生。当我知道这件事后，以为学生败坏了学校的名誉，是“害群之马”，应该严办。我的主张被日本人校长南云亲一郎听见后，报告给伪满治安部最高顾问竹下义晴，竹下义晴特来征求我处理的意见。我说：“严办吧！”后来这些学生被加重判了半年徒刑。等到他们释放出来时，已经被学校开除学籍，没有职业，无家可归。记得有一名学生怨恨之下，卧轨自杀，走上了绝路。现在冤家路窄，正当我作为战犯被押送回国时，就遇到了当时的学生作为接收干部来看管我，他不会借机报复我么？我还有好果子吃么？我愈想愈怕，就闭目养神，等待着厄运的到来。
　　“你是有病了么”？蓝中玉来到我的身边问我。
　　“我没有病”。我说。
　　“要不要找医生看一看？”
　　“不用。”
　　“你是害怕了吧？”
　　“不怕。”我明明害怕，偏偏口是心非地回答说不怕。那时我们这些人都怕被押回祖国枪毙示众，我竟说出这种谁也不会相信的话来。
　　“不要害怕。回到祖国要进行学习改造。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待俘虏采取宽大政策，这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已经明文规定了。只要认真学习，认清自己的罪恶，老实交代，都是会有出路的。你要相信政府，安心学习。”
　　我当时满腹孤疑，完全听不进他说的话，听着听着又闭上了眼。蓝中玉在我面前站了一会，又走了。
　　后来蓝中玉又借故搭讪着找我聊天，再三向我交代政策。我看出他是没有恶意，确也感到有些安心。他终于向我启口了：“你认识我么？”
　　我不好意思装作不认识。我说：“怎么不认识？你不是蓝中玉么？因为我现在成了出卖祖国的罪人，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是接收人员。我实在不好意思认你，我怕我要攀认你，会使你感到为难。”
　　蓝中玉笑了起来，他说：“你当过伪满陆军军官学校的连长，这是事实，也是回避不了的。你要好好学习，认真改造自己思想，前途还是光明的。”他的态度和蔼可亲，使我暂时消除了恐惧。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直觉得两眼发热，激动得要流泪。火车上蓝中玉不断找我谈话，帮助我解除顾虑，可以说他是第一个直接向我进行政策教育的人。患难之中，我难忘第一个向我进行教育的人。
　　三十五 初到抚顺
　　火车从绥芬河出发，经过牡丹江到哈尔滨时，已是晚上，深夜到达了长春。黑暗中听到列车员报“长春”站名时，我不由得陷入对故土的沉思，只是火车风驰电掣般地向前驶去，我的思路也随着向前发展。8月3日中午到达沈阳，火车停了下来。上来一些穿军装的人员，叫了溥仪、张景惠等人下车，坐进一辆轿车拉走，没有叫我。被叫下车的人不知此去还能不能回来，吓得面孔煞白，溥仪尤其表现得紧张。他下车后拉着毓嵣直往前走，说：“走！我领着你去见老祖宗！”我们这些没有叫走的人，也是嘀嘀咕咕，很怕要分别处理我们这些人，也许我们是第二批处决吧？一个多小时以后，叫走的人又都回来了，一看他们的神色，我们就放心了。他们神色坦然，说东北人民政府高岗主席接见了他们，劝他们要安心改造，明确地说了不杀他们，中国有强大的政权，政权稳定，多杀一个人没好处，少杀一个没有坏处，并告诉他们将要送他们去抚顺学习改造。招待会还预备了水果、茶点。车厢里突然活跃了起来，大家感到吃了颗定心丸，神情确实稳定下来。有的伪满大臣居然猜测可能要被送到抚顺去疗养，从前他们曾去那儿疗养过。明明是阶下囚，怎能出此妄想呢？我可笑这些同僚们平日啖食鱼肉惯了，连分析问题的起码能力都丧失了。
　　火车离开沈阳，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抚顺车站。一下车，就使我们这些战犯的头脑猛的清醒过来，明白地知道我们的身份仍是战犯。站台上整整围了大半圈战士，手持上着刺刀的枪，圈外边还放着一挺机枪，有机枪手看守着。我们每七、八个人被押上一辆卡车，卡车上有四名持枪的士兵站在四角拿枪顶着我们。有的人不识相，还想伸出脖子四下观望，马上被战士喝令低头。当这一连串有武装押送战犯的卡车在抚顺市内驶过时，市民莫不驻足观望。我们都灰溜溜地低下了头，这时才觉得自己是多么见不得人啊！
　　卡车把我们送到一个大院里停了下来。大院周围高墙耸立，上面围着电网。我明白了，这是监狱。我们被送进一栋监舍。中间是个通道，两旁有十多间监号。大约每十人左右住一个监号。我和溥仪、溥仪的老丈人荣源、万嘉熙、润麒五个人睡一排，毓嶦、毓嵒、毓嵣、李国雄、黄子正五人睡对面一排，我们十人住一个监号。一共住了十个监号。监号的铁门上有一个小窗口，看守员可以从这个小窗口内监视我们的行动。通道内还有两名武装人员来回巡视着。夜阑人静时，可以清楚地听见他们行走的“托托”足音。这是铁窗风味，不同于在伯力收容所时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我明白：我是十足的囚徒了。
　　我们在这个监号里没有住几天，就作了调整。溥仪和毓嵣、毓嵒、李国雄等人和另几个伪满大臣住一个监号，我和万嘉熙等人住一个监号。这种调整也是为了生活上的方便，因为我们的伙食待遇已经作了调整。溥仪和张景惠等伪满大臣吃细粮小灶，有肉。我和润麒等吃中灶。其他人吃大灶。大灶是高梁米饭、大白菜炖豆腐。毓嵣、李国雄等也是吃大灶的，不过为了照顾当时生活尚不能自理的溥仪，和溥仪同住一个监号，这也是溥仪本人的请求。
　　伪满大臣中有人认识我们在押的监狱，说这就是日伪时期日本人盖的抚顺大狱，专为关押革命志士用的，没想到现在用来关押我们自己了。正是用上了 “以其道反治其人之身”这句成语。不过解放以后，监狱里已有了暖气设备，比以前改善多了。管理所的角落里有间小屋子，放着便桶，大家轮流值日去倒。除此以外，每天还有15—20分钟轮流到院中散步的时间，即俗称“放风”。这时候就可以透过高墙，遥望抚顺北边的高山。山峰层峦起伏，风景很美丽，不过那时我们作为囚徒，实无心来欣赏。我们刚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时，这里还押着其他犯人，都穿着赭色囚衣，重犯还带脚镣，脚镣中间有根铁链把脚镣提起来延伸挂在脖子上。犯人一走路，就“格郎郎”地发出声响。我们刚到那里，一见此情此景，猛一听那声音，真是心惊肉跳。管理所内有工场，是犯人们劳动的场所。犯人们干些锻造、翻砂等铁活儿，整天听着机器轰隆隆的声音，到午夜才能清静下来。直到日本战犯来到管理所，其他犯人迁走，管理所里关押清一色的日伪战犯，管理起来方便些。日本战犯后来参加了制作水泥瓦的劳动，我们就再也听不到大机器的轰鸣声响了。
　　管理所的战犯都编了号码，身上别上号码，代替原来的名字。溥仪的号码是981号，我是1000号。我们彼此也用这些号码相互称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我生活了11年。
　　三十六 我们该称呼他们什么呢?
　　在战犯管理所中每天都要接触到管教人员。他们是从沈阳军区政治部或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司法部抽调来专做改造战犯工作的干部。他们是王兴、刘家义、姜亦成、李福生等。李渤涛是管教科长。我刚到管理所时，所长是孙明斋，1957年起金源任所长。
　　对这些干部，我们由恐惧到信任，成了我这11年中最亲密的朋友和老师。他们对我们关心得无微不至。刚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时，头两天问过我们： “睡得怎样？习惯么？”每天有书报看，还发给纸烟抽，每天上下午休息时间还播放些唱片，大都是京剧《打龙袍》之类。甚至还给我们送来了纸牌。一开始我们不敢打牌，李渤涛科长说：“玩玩吧！”他甚至允许我们可以玩点输赢，赢几根烟卷抽抽。后来我们还打克郎棋。每天管教人员给我们送饭分菜，二菜一汤，后来管教人员让战犯自己分饭菜，大家都做点工作。伪满大臣常因为饭菜分得不均而发生争吵，这也是一件不大好做的工作。后来我也做过分饭分菜的工作，我做得尽量细致些，不希望在分的过程中发生问题。管理所对我们的健康也很关心，因为战犯大部分人都已年老，体弱多病。刚到时普遍进行了体格检查，掌握每个人健康的基本情况，后来由医务人员对每个人不断进行治疗。有一件事是罕见的、即管理所由沈阳请来牙科医生，携带设备，为全体战犯检查了牙病，并给一些人安装了假牙。我的假牙就是在那儿安装的。这在国际优待俘虏的历史上实无先例。
　　刚到抚顺，接触到管教人员，由疑惧转向信服的过程中，对这些干部不免产生了好感。我们应该称呼他们什么呢？每天都有事要同他们打交道。于是就有人去问孙所长：“所长，我们对政府工作人员应该怎么称呼？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我们生活上有了问题需要与他们联系，该怎么称呼他们呢？”
　　“这好办，”孙所长告诉了我们这几位管教人员的姓名，并说，“怎么称呼都行。”
　　“那我们就叫他们‘先生’吧！”
　　“先生”这个称呼可以广泛地运用，实在是一个最好的称呼。于是我们就称呼管教人员“王先生”、“刘先生”、“李先生”、“姜先生”，一直到我们离开管理所为止。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了，我现在回忆当初，还是觉得这些人不愧是我的“先生”。
　　三十七 “烧香引鬼论”的破产
　　1950年8月初，我们到达抚顺。10月，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开始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者。为了安全起见，管理所决定把我们这些战犯转移到哈尔滨去，住在道外景阳街公安分局看守所院内。这里原来是日伪时期监禁爱国者的监狱。这时已经进入冬季，出发前，每人发了一套棉服。离开抚顺时，街道树枝尚有绿叶；到达哈尔滨，树叶已经全部脱光了。从新的管理所的外面看，是一幢两层流线型的圆楼。到里面一看，犹如一个大铁笼子，整个建筑分成上下两层，每个监号都是扇面型的，各个监号联起来成为一个圆形。监号的前后都有鸭蛋粗的铁柱围着，前面有个小门，犯人得猫着腰才能进去，进去后，只听“咔嚓”一声，一把大铁锁把犯人锁在里面。监号前后都有走廊转圈围着。楼的中央有一个圆台子，上设卫兵站岗。站在岗上，上下监号就都在眼底，一览无遗了。在圆楼的另一面，还设有个监视台监视犯人。看了这个建筑模样，不能不想到过去日本统治者对监禁中国爱国者所费的苦心，可现在也用来监禁我们了。每个监号大约有七、八平方米大小，住六、七个人，犯人晚上放下铺盖睡觉，白天卷起来就地学习讨论。圆形大楼中间角落上设有安装抽水马桶的厕所，于是犯人在这里不用像抚顺似的抬桶倒屎尿，感到方便多了。初到这里，关进笼形的监号，周围那种触目惊心的景象，又一次提醒了我：我已身陷囹圄之中，尽管管教人员对我们仁慈如初。住在监号里，可以听见街上小贩各种叫卖声。有一个女声吆喝：“白糖馅的大饼子”，每天按时由远及近，又渐渐走远，逐渐听不见了。
　　北国冰封，万里雪飘。哈尔滨的天气虽然很冷，但管理所里却温暖如春，因为监号内有暖气设备，我们热得不用穿棉衣。在哈尔滨管理所度过第一个春节的时候，我们又闹了一个笑话。因为过春节要改善生活，分菜时甚至还有海参。伪满大臣中有个老头子恍然大悟似地叫起来：“这是‘辞阳饭’，是我们离开人间最后一顿饭了，明天可能要处决我们了。”因为根据他的经验，犯人处决以前要吃一顿丰盛的饭，他误以为这就是他们告别人间的最后一顿晚餐了。于是在战犯中间引起了一阵骚动。自然最后是管教人员向大家作了解释才平静下来。在哈尔滨管理所，管教人员组织我们学习时事，进行抗美援朝的形势教育。在抚顺时，我们这些人自命是熟悉政治军事的，不用发动，已经对于时事议论纷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刚一年，自己实力还是薄弱的，怎么能去碰美国这个硬石头呢？中国若是不派志愿军出国，美国就是打到新义州，也不敢越过鸭绿江一步。现在中国参战了，自己挑起纠纷，能顶得住美国这样强大的对手吗？在从抚顺开往哈尔滨的火车上，我想想时局，睡不着觉。这时溥仪也睡不着觉，他悄悄地问我：“这仗打下去行吗？”
　　我说：“出国参战，简直是烧香引鬼，眼看就完啦？”
　　溥仪听后叹了一口气，说明他当时也是这个想法，其实伪满战犯都是这个想法。中国出国参战，必败无疑，东北就要被美国军队占领，共产党看到大势已去，怕我们这批人落到美国人手里，就必然要先收拾我们，我们的末日就要到来了。带着这样的思想，我们就遇到了思想改造的第一个题目：怎样看待抗美援朝的形势？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能打败美帝国主义吗？大家口是心非地回答着，心不在焉。当时报上公布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前线取得第一次战役胜利的消息，我们不相信。到1950年末，第二次战役又取得大捷，中朝人民军队把美国军队赶到三八线附近，我们将信将疑。过了年，中朝军队光复汉城，我还是半信半疑。就在这个时候，黑龙江省的公安厅长以检查工作为名来到管理所看望我们，向我们做了个报告。他站在圆楼中间的岗楼上向我们指出了改造思想的必要性。他说很多人都以为共产党迟早是要杀掉他们的。其实要审判我们是很容易的，我们在伪满时期的罪行就足够判刑了，那么为什么还要我们到战犯管理所来学习呢？就是为了要改造我们的思想，并不打算从肉体上消灭我们。相信共产党的政策是能够把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他说，关于抗美援朝是“烧香引鬼”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你们中大多数人都经过“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当时都以为日本强大，抵抗必亡，所以当了汉奸。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却取得了八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事实证明日本帝国主义是可以战败的。现在我们又碰到了美帝国主义这个头号敌人，今天的抗美援朝战争已经取得了节节胜利，将来总有一天我们要彻底打垮美帝国主义的。美帝国主义是个纸老虎。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他建议我们要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来改造自己，这就提出了学习的方法与要求的问题。所里紧跟着布置我们写自传的任务。因为改造思想首先要了解自己过去的思想，每个人的思想又与自己的家庭出身、历史分不开的，因此，每个人要剖析自己，就要研究自己的出身与历史。改造思想，就要客观地无保留地反省自己的历史，这就要写好自传。我对于所长布置写自传的要求无可奈何，只好服从，对于那位厅长的报告却不能无动于衷。是的，如果要杀掉我们，不是早就可以杀了吗？为什么还要采取养起来照顾的办法？为什么有了病还要治疗？对溥仪和我还要在伙食上加以优待，而平时对我们又那么和颜悦色？这是为什么呢？能不能理解成确实想改造我们呢？一想到这一点，心里不免觉得轻松起来。对于中朝两国可以打败美国的话，真要联系到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一事实，不能不使人觉得报纸上的话不见得是假话。如果说敌我双方死伤人数可以伪造的话，那么领域的得失就不能长时期伪造下去。慢慢地，我喜欢看报上的消息了，特别美军总司令提出愿意接受和平谈判的建议，我觉得这不可能是假的。要是美国在战场上胜利的话，干吗他愿意同意和平谈判呢？我连我自己都觉得“烧香引鬼论”是可笑的了。
　　就在这时，我干了一件傻事。正当我思想动摇不定的时候，我怀念日本妻女的心情痛苦地啮咬着我的心灵，我的身体关在哈尔滨的铁笼子里，心却飞到了日本浩那边。浩，你在哪儿呢？慧生、嫮生，你们在哪儿？我多么想和你们在一起呀！不过，我是个战犯，我不能和你们通信，更谈不到见面。我忽然想起了一个鬼主意，我不如申请到朝鲜前线去参战，我要是战死了，这是活该，本来迟早也是要被共产党处决的。我要是被美军俘虏了，这就好了，我要求美军把我引渡到日本去，让我和亲人团圆。于是我鬼迷心窍地在1950年12月初向管理所所长提出了要求参战的请愿书，自称我是一个军人，我愿意把鲜血洒在朝鲜战场上，以求洗刷我过去的污点。非常巧，我们没有串连，但润麒等人也在这时写了要求参战的请愿书。他们是些什么动机呢？根据当时的思想觉悟来看，不大可能有正确的动机。报告递上去后，所里没有给我们什么答复。1951年初，听了公安厅长的报告后，我主动写了检查，检讨了自己的不纯动机。
　　又过了两年，朝鲜战场大局已定，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慰问团归国代表团团长应邀到所里为我们作了题为《上甘岭战役以及两年来抗美援朝战局的变化》的报告。我听了志愿军战士为了打败美国侵略者奋不顾身前仆后继的英勇事迹，不禁感动得热泪盈眶。是这些最可爱的人用他们的鲜血保卫了祖国的安全，也保卫了我们这些铁笼子里面的人的安全，我不能不相信这些有血有肉真实的故事。事后我听说这位代表团的团长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陈赓大将。也就在这个时候，黑龙江省委书记到哈尔滨道外的管理所来看望我们，他觉得这里的房屋构造有些危险，建议把我们迁到道里另一个比较安全的地点去居住。这件事也使我们感动。我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教育下，在管教人员的耐心帮助下，在思想改造的道路上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走，并且初步获得了一些胜利。
　　三十八 我当了学习小组长
　　在写自传的同时，管理所不断组织我们学习，学习一些专题，也读了一些专著。李渤涛科长给我们上课。他为我们讲《中国怎样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一课。由于我们已经知道要掌握理论联系实际这一正确的学习方法，在学习这一课时就要联系到清王朝的黑暗与腐败，它是怎样屈服在帝国主义洋枪大炮的压力下一步步出卖国家的主权和利益的。我联想到自己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长期以来，一直鼓吹满族是个最优秀伟大的民族，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满族都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即使在伪满洲国摇摇欲坠情况下，我也对日本军官和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的学者说：“日本想要统治中国，必须效法我们爱新觉罗的祖先。不要瞎起疑心，而且还要放心大胆地重用中国人。”这里既有对日本统治者不满之意，也暴露了妄自尊大的偏见。正因为自己有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所以在清室覆灭之后，我总与溥仪一起筹划，为复辟清朝不遗余力，甚至堕落到沦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我又学习了《中国的封建社会》一书，更看到封建社会在刚形成时尚有其进步意义，到后期由于生产方式的落后，已经充满了腐朽与衰败，它必然要让位于更先进的生产方式，过渡到更新的社会形态。溥仪和我都是清王朝的后裔，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代表，自然就要抱着封建社会（到后来已经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这具僵尸不放，而且成为它的殉葬品。明白了社会发展史的原理，我应当欢呼清王朝的灭亡，并且满腔热情地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后来我又学习了《帝国主义论》，更加认识了帝国主义的特征，它们为了在全世界范围内瓜分殖民地发动侵略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为了对外扩张而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及“七·七”事变，挑起长期的侵华战争。我自己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的工具，尤其长期在日本陆军学校学习，受这种侵略思想的毒害更深。我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就要与日本帝国主义划清界限，站到中国人民这一边来，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阴谋。此外在哈尔滨管理所期间，还学习了很多毛泽东、鲁迅等著作，观看了很多充满爱国主义内容的电影，这些都使我受到教育。我在学习过程中按照所里的规定，每次学习都写出发言提纲，并且尽量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这些都得到了管教人员的肯定。
　　有一次，李渤涛科长对我说：“你当学习小组长吧！”
　　“我……”我一时手足无措，不知该怎样回答。
　　“不要紧的，你当小组长是满好的。”他鼓励了我。这样我就当了学习小组长。每次开会带头发言，也尽量解决一些学习中发生的疑难问题。每次讨论会后要写一份讨论情况的书面汇报。有时怕我发言过多，影响别人发言的积极性，李渤涛科长还特别授意我暂缓发言，等别人说过后再说。我慢慢学会了怎样掌握小组讨论会。当学习小组长也有些麻烦，因为有些伪满大臣不认真学习，在组内胡说八道，或指桑骂槐，使学习进行不下去。为了使学习健康地进行，就要对他们展开批评。我这个平时不爱得罪人的人也只好鼓起勇气，对他们进行一些必要的帮助。
　　三十九 一件使我痛苦的事情
　　每当我百无聊赖，或夜深人静睡不着觉的时候，一个潜伏的念头总是像幽灵似的偷偷地爬上我的心头。那就是我想念我的妻子和女儿。失去了她们，我变得孤独。我常常怀念我们在万寿西街寓所的那一段生活，“相依为命”真是再准确不过地说明了我们两人的情况。也想到在大栗子沟临上飞机时她满怀深情注视着我的情景。谁会想到我们从此竟音信断绝了呢？浩肯定也在想念我，只是她不知道我现在关在哈尔滨的铁笼子里。我们真像苏轼词中所说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我这种思家的痛苦难免要流露出来，有时我和住在一个铁笼子里的三个侄儿闲聊时表示了想念的心情。那时管理所为了教育我们，常常搜集我们的思想情况，了解到我这种思家的情绪。1951年11月，有一次李渤涛科长召集犯人讲话时，突然讲了下面一段话：
　　“有人到了现在，还念念不忘地惦记着他的日本人老婆。你不想想，日寇是想利用你，所以才让日本女人来同你结婚，为什么你对利用了你的日本女人还这样念念不忘呢？”
　　我听了犹如晴天霹雳，五雷轰顶，因为当时正是抗美援朝形势紧张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站稳立场、划清界限，跟帝国主义作斗争，当时我这种情况不是正好说明我没有跟帝国主义划清界限吗？而且我娶了日本老婆，日本帝国主义通过我的老婆利用我为他们侵略中国服务，浩会不会是特务呢？管理所领导在阶级斗争形势紧张的情况下对我提出警告是应该的。但我相信浩决不会是特务，浩同情中国，她自己就不满关东军趾高气扬的骄横作风。我们虽由日本军方包办而结合，但我们有纯真的感情，我们都是痛恨日本军国主义的。正是由于她愿意当一名中国人，才不断唤醒我头脑中残存的民族意识，而共同痛恨日本军国主义。我当时很难表白自己这种心情，感到十分痛苦。这时李渤涛科长找我来了，这个比我大约年轻二十岁的人竟说出了十分老练而婉转的话：
　　“你想日本妻子和孩子是可以的，也是很自然的，但这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战争侵略我国是两回事。你要经常想一想，这些年来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使多少中国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现在朝鲜人民也正因为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战争而陷入妻儿分散的局面。你为什么老陷入自己小家庭的分离而不能自拔呢？这里有一个站在什么立场的问题。国难大于家仇，我们要仇恨帝国主义，把注意力集中到反帝这一方面来。你不要因为想念老婆孩子影响学习，影响改造旧观念，这样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好处呀！”
　　我一时语塞，竟流下了泪。谁说这里没有仁慈呢？这种既严肃又温暖的语言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改造政策。我虽然想念浩，可是当时的形势我必须把反帝放在首位，我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学习形势、政策、时事方面。这就是站在人民立场上观察问题。
　　四十 劳动改造我们
　　1953年，我们搬到哈尔滨道里去住。那里是三大间房子。毓嵒、毓嶦、毓嵣、李国雄以及汪伪领事们住一大间，溥仪、我以及伪满大臣们分住另外两大间。虽然门外也上大锁，但比起道外铁笼子来，可就强多了。那里还有个大院子，早晨起床，可以在院子里跑跑步，呼吸新鲜空气，这比起过去的“放风”，可也强多了。这时我们添了一门新功课——糊纸盒（铅笔盒子），这是为我们这些过去臂不动膀不摇的人安排的劳动，是改造过程中不可少的程序。糊盒的过程是先用马粪纸裱上一层白纸，晾干压平，再用铡刀按需要的尺寸裁开，然后放在压印机上压出折叠的印痕来，再折成盒子。盒底用固定尺寸的白纸糊起来，盒盖要贴上商标纸。这种劳动虽然不算复杂，然而也要求干得干净利索。马粪纸切得规矩，商标纸糊得平整，不要有皱纹。在切裁时还要注意安全。《我的前半生》一书已经形象地描绘过溥仪参加劳动时的窘态，而最后使他觉悟到是封建社会耽误了他的一生。我也是这样，起初糊纸盒时，糊出来不像样，满是皱纹，管教员要我看看人家糊的盒子，对比自己糊的盒子。我说了句实话：“像我这样的人过去哪干过这个？”我低下头来仔细地学糊盒子。渐渐地数量和质量都比较稳定。糊盒子每月也有些报酬，所方买了糖果奖给大家，我吃起来觉得分外甜。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一切，也改造了我们这些过去骑在人民头上的寄生虫。
　　劳动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实在是不可少的。溥仪从小在皇宫里一直是别人侍奉长大的。来到抚顺、哈尔滨管理所里，他的衣服都由毓嵒等三个侄儿帮着洗。我也是，毓嵒等人抽空也帮我洗些衣服，似乎这已是习惯了。但是管教员不让他们帮我洗，让我自己洗，也让溥仪自己洗。有一次姜亦成管教员对我说：“你要能够自己做的尽量自己做，要学会自力更生。要是别人帮你洗衣服，看着也不光彩吧！”
　　他说得对。我就尽量自己料理生活。我自己洗衣服。我甚至学会了自己缝被褥。后来很愿意到苗圃松土，厨房摘菜，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溥仪是愿意参加劳动的，只是由于过去那种帝王家的生活，干起活来太不像样。缝扣子，不会引针；扫地，不是把尘土扫起来撮走，而是把土往上撩，扬得满屋都是土。我实在看不下去，只好对他说：“你学学人家，看看人家是怎样干的？不能老是这样呀！”有时实在看不下去，就帮助他干活。
　　应该说我在抚顺管理所里也参加了一些较繁重的体力劳动，这些劳动实有益于我的改造。大跃进的时候，管理所也组织我们翻砂铸铁，那已是从哈尔滨返回抚顺了。当社会上那股热风刮到管理所时，所里也砌起了小高炉。矿石在炉内熔成铁水，然后流进各种形状的铸铁模子。我们是专做铸铁模子的，把铁砂打成模子，又把铁芯从模子里起出来，这都要使点劲，高温下热汗直流。当时全国人民都在这样做，我觉得我们这些脱离生产那么久远的人，一旦组织起来，也能做出相应的成绩，不能不相信劳动创造世界这条真理，因此感到由衷的喜悦。我们也到管理所附近的人民公社里帮助农民抢收白菜。寒流袭击，天气骤冷，如不收回白菜，农民三夏辛苦的果实就要付于流水了。我们不知哪里来的力气，一气干到夜里十二点。回到所里时，所里已经预备了新鲜的面包、热气腾腾新炖的肉。第二天上午还让睡觉，以便得到充足的休息。干这些累活，心里觉得甜滋滋的，我觉得和劳动人民的心贴近了。我也编过草帘，抬过筐，知道自己膀力又有所增加，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
　　四十一 溥仪献“宝”
　　在写自传的过程中，我们都认为这是套我们写“口供”，自己都承认有什么问题，将来就可以根据“口供”判我们的刑。而且为了表现“积极”，社会上正在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我们也应当捐点东西。溥仪经过思想斗争，决定献出三方田黄石印，然而他那藏在手提箱夹层内的珠宝，他仍然拒不交代。自从我们一到哈尔滨，所方就掌握了溥仪私藏宝物的问题，后来我知道是毓嵒揭发这个问题的。毓嵒先给管教人员递个条子，上写：“有重要事情要找李先生谈谈。”李渤涛科长立刻找毓嵒谈话。毓嵒说，回国后经过长时期的教育，认识到应该把自己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他就揭发了溥仪那只黑色手提箱夹层内藏有宝物。李渤涛说这件事还是让溥仪自己交代吧，由别人揭发出来，对他脸面上也不好看，你们照常干活，不要露声色。于是管理所领导就寻找机会启发溥仪交代私藏宝物的问题。
　　所方先是让毓嵒去告诉溥仪，这个问题该交代了。毓嵒是溥仪认为最可靠，并且在生活上也是最能侍候溥仪，是溥仪在伯力收容所内私自立嗣的人。毓嵒去动员溥仪交代问题，让溥仪感到众叛亲离，被迫也要交代这个他认为最有分量的问题。一天傍晚，毓嵒给大家分饭菜。像往日一样，他小心翼翼地给每个人一勺勺地打菜，分发馒头。来到溥仪面前时，他分完饭菜，又拿出一张叠成小块的纸条悄悄地塞进溥仪铝碗的下面，然后走了。纸条上写的是：
　　“我们都是有罪的，一切应该向政府坦白。我从前给您藏在箱底的东西，您坦白了没有？自己主动交代，政府一定宽大处理。”
　　这一切管教人员都看在眼里。溥仪不动声色地收起那张纸条，当时没有打开看。吃过晚饭，夜幕降临，再过一会，人们就要睡觉，楼道内的亮灯熄灭，改开暗灯，我们都逐渐进入梦乡了。过了十二时以后，溥仪借口去厕所，在厕所内看了这个条，并立即销毁。这一切也都让躲在暗处的管教人员看见了。溥仪看条以后，没有什么反应，他要考虑该不该交代？怎样交代？过了两三天，毓嵒在分饭的时候，又给溥仪递了一个条，上写：
　　“你考虑得怎样？你要不谈，我们就要替你谈了。”
　　这一下，溥仪陷入痛苦的思想斗争之中。管教人员都看得出来，他在斗争，他都消瘦了。他毕竟年龄大了一些，又是战犯中的头号人物，他考虑这些问题要费些时间。就在这个时候，李渤涛找我来了：“你哥哥在苏联带过来什么财产？你清楚不清楚？苏联搜查过这些财产没有？”
　　我有些明白他所问问题的涵义，就说：“我哥哥的东西在苏联留下不少。”
　　“你哥哥有没有东西需要交给我们保管的？”
　　我说：“我不大清楚。可能有，可能在他那个箱子里。详细情况你们问我的侄儿，他们清楚。因为我侄儿要想办法替他保存那些东西，不能都让苏联没收了。我想只要李先生对我哥哥做些启发教育工作，他会交出来的。至于那些东西该如何处理，这是政府的事。对他本人，这些东西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
　　我结结巴巴地说着，我已经完全明白所方所指的就是那只箱子里的东西，并且显然所方已经掌握了材料。谈完以后，我立刻写了个书面材料，揭发溥仪那个黑箱子里隐藏着一些珍贵的财物。
　　又过了三四天，溥仪终于交代了他隐藏的宝物。管理所孙明斋所长亲自找溥仪谈话，对他慰勉有加，鼓励了他的进步。
　　四十二 重返抚顺，开展了大坦白大检举
　　1954年3月17日，我们由哈尔滨回到了抚顺。当时抗美援朝斗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美帝国主义被赶过了三八线，局势稳定下来了。管理所决定将我们迁回抚顺。因为我们已关押了三年多，所方向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思想教育工作，应该号召我们坦白自己的罪行，相互之间进行揭发检举，为最后的处理作好准备工作。而这些工作在哈尔滨道里由民房改建的临时监号内是无法进行的。
　　临出发前，我们改善了生活。伙房养的几头肥猪不能带回抚顺，就全部宰了吃掉，一连吃了几天炖肉和纯肉馅儿的包子。归途中，火车的窗户上没有糊报纸，武装警卫还是跟着我们，但是枪口朝下倒背，也没有上刺刀，我们也没有当初从绥芬河回抚顺时那种紧张的心情，在火车里表现挺安分。有人还希望早点回抚顺的管理所，三年多的教育没有白费劲呀！一到抚顺，略事休整，大坦白大检举就开始了。北京最高人民检察院派了东北工作团来到管理所主持这项工作。他们已做了长期的调查研究等准备工作，每个战犯都要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由工作团派人记录在案，互相还要背靠背地进行揭发检举。第一次动员会在俱乐部后面的操场进行。我们和日本战犯正式见了面。当初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大约有90万人，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他们全部作了苏联红军的俘虏，大部分在苏联各地服劳役。 1946年后陆续遣返。1950年苏联将969名战犯引渡回中国，他们大部分也都在苏联伯力收容所关押过，彼此遥遥相望，但很少交谈。他们是在1950年 7月21日到达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后来也到过哈尔滨。我们见不着他们，有人因为奉命外出作些零活，偶而能够看见日本人的身影，但始终没有正面看见过他们。这次要开展大坦白大检举，我们坐到一处听动员报告，全体战犯却在这里正式会见了。我们与这些日本战犯在伪满洲国时期是经常见面的，有些人还有来往，但此时此地，却不敢点头示意，因为大坦白大检举即将来临，彼此都要揭发检举，展开面对面的斗争，然后定罪。
　　对日本军国主义者来说，我恨他们，尽管此刻我身陷囹圄，但过去那种受窝囊气的味道没有了，相反，看到他们那种低头正襟危坐、忧心忡忡的样子，我还幸灾乐祸。我想，想不到你们也有今天呀！心中暗暗高兴。
　　大坦白、大检举开始后，有人提审我们。我交代问题，坦白自己的罪行。讯问员记下口供，交我看过后签字盖章。有时我还签上自己在监号的号码：1000号。我先后坦白了六次，也检举了别人的问题，尤其是溥仪的问题。自己觉得该说的都说了，只等着祖国和人民来判决我，心里反而觉得轻松了。我开始体会到立场的转变的重要性，自己痛恨了过去，就觉得该把这些丑恶的事情向祖国和人民抖搂出来。我相信祖国和人民会正确处理我的问题的。每个战犯都在坦白自己的罪行，但都不知道彼此的进展情况。
　　1954年5月21日下午，我们被通知到西边大运动场集合。战犯们都排着队，鱼贯而入，挨次坐下。东北工作团的领导主持了会议。他环视了大家，会场肃静无声，然后沉静地说：
　　“大坦白、大检举已经开始一月多了，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的领导下，这项工作是有成绩的。战犯们不同程度地坦白了自己的问题。这说明过去一段的学习教育还是有成绩的。有的人愿意向人民低头认罪，这是好的。但是距离实际情况还相差很远。今天这个会我们要找个人来坦白给大家听听，大家看这样坦白行不行？是不是彻底坦白了？要知道不管你过去的罪恶有多大，只要你能够彻底悔悟，向人民低头认罪坦白出来，政府和人民会宽大处理你的。你也能够获得人民的谅解，得到重新做人的机会。这是共产党对待罪犯实行最大的人道主义。如果躲躲闪闪，避重就轻，明明有极严重的问题，只是轻描淡写地挑鸡毛蒜皮的说一下，既是欺骗人民，也是欺骗你自己。这样你能过得去这个关吗？最后只能说明你坚持反动立场，拒绝改造，不想改造自己。那么人民就不会原谅你，就要严厉地制裁你。你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何去何从？两条道路你自己选择。”
　　说完后，他就把当场坦白的人叫上台。大家一看，都怔住了。
　　这个人是古海忠之。
　　管理所的日本战犯中武部六藏和古海忠之是两名文职职务最高的战犯。武部六藏是伪满洲国的国务院总务长官，古海忠之是国务院总务厅次长，他们是真正掌握国务院实权的人物，国务总理张景惠等都要听命于他。古海忠之站到台上，显得畏首畏尾，但却胸有成竹，不到十年，他已经头发斑白，往日的威风不知哪里去了？他用日文发言，结结巴巴地交代着自己的问题。应该说他交代了一些重要的问题，例如他是怎样强占东北人民的土地的？怎样掠夺东北资源的？甚至他在东北种植鸦片，从贩卖鸦片中获取暴利，东北人民平均每一百个居民中就有五个吸毒的。他还强征劳工修建军事工程，由于生活条件恶劣，缺衣少食，死亡六千多人。这些罪行都是我过去不知道的，听了毛骨悚然。他没有讲完，就被底下听的人打断了。其他日本战犯站起来愤怒地揭发他和其他战犯的罪恶事实。有几个日本战犯像藤田、长岛、铃木、濑谷等都是罪大恶极的，他们交代得还没有古海忠之好，在被大家质问时都战忄栗地站了起来。有一个名叫广濑三郎的战犯交代得既不好，在会上表现也不服气，当场被管教员带上手铐，带了下去。这个会开得真是惊天动地，令人胆战心惊。看来日本战犯学习有进步，认罪也不错。伪满官吏也有站起来揭发的。本来这些日本战犯骑在中国人的头上作威作福，他们也欺侮伪满官吏，伪满官吏也是恨之入骨的。
　　那个会上还有个血债累累的日本宪兵队长作了坦白交代。
　　我没有发言。第二天管教人员问我昨天为什么不发言？我说因为不了解那些具体情况，如果吉冈安直在这里（他后来病逝在苏联），我要毫不留情地揭发他。他是日本帝国主义安插在溥仪和我身边的钉子，他把我们哥儿俩可害苦了。
　　在大坦白大检举中间，管理所也召开伪满战犯的坦白批判大会，彼此进行了揭发批判。管教员组织我和润麒、万嘉熙三人互相检举，我们都写了检举材料，没有受到管教员的批评，因为和自己的坦白材料基本上一致。这些检举材料也都让我们本人看过，由我们签上意见。我都写：“同意检举材料，揭发属实。”我们也都检举了溥仪，溥仪也检举了我。管理所专门为溥仪开了个坦白会，大家对溥仪展开了尖锐的批评。
　　溥仪虽然发言很长，但是有为本人表白之意，谈到“献宝”一事，也说是自己主动交出的，这时毓嵒忽的站起来指着他说：“你怎么不说我给你写条子的事呢？”
　　毓嵣也说：“你怎么不说是毓嵒动员你的呢？”
　　溥仪结结巴巴，手忙脚乱地承认：“是的，我正要说是毓嵒启发我的……”
　　这时管教员宣布会议结束，鉴于溥仪已经受到教育。他在结束会议时说：“大家都要实事求是，事情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这是衡量你的觉悟程度的高低、你是否向人民靠拢的标志。我们早已通过调查研究，掌握了大家的材料，也已经可以凭这些材料处理大家，那末为什么还要大家来坦白交代呢？这就是看看大家是不是改造好了？只要坦白交代，人民都要宽大处理他，我们重视改造好了的新人。”
　　四十三 海外来鸿
　　在大坦白大检举的滚滚浪潮中，我倾吐了过去的罪恶历史，犹如洗了一个澡，洗去了污泥浊迹，感到轻松愉快了。在这时候，更使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与久别的浩、慧儿、嫮儿又恢复了联系。
　　那是1954年8月与11月之间。一天，孙所长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他让我坐下，笑着问我：“想念妻子和女儿吗？”
　　“不想。”我违心地回答着，因为1951年我已经因为想念妻儿受过批判。其实这几年来何尝不想念浩和慧儿、嫮儿呢？只是因为我们是战犯，不准和家属通信，所以我只能把对妻女的怀念深深地埋藏在心坎里。我幻想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来割断我俩之间这种缠绵不断的相思。我希望我快点被判刑，我的罪恶已经坦白了，判了刑，我成了正式罪犯，浩就可以和我离婚，结束我们之间关系。其实不判刑浩也可以和别人结婚，我这个人不值得爱，她索性和别人另建立家庭，我也就死了这颗心了。当然还有一个更好的设想，那就是浩等着我，等我服满刑，她携着孩子翩然归来，那我就是最幸福的人了。要是这几年内日本也变成中国那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那就更好了，浩也像我现在那样地受着民主教育，她能够改变她那种贵族小姐式的生活方式，那我们生活在一起就更没有隔阂了。口害！我真是胡思乱想，我想到哪里去了？这几年来我就是这样神魂颠倒地生活着。
　　孙所长见我神思恍惚，就提醒我给浩和女儿写封信，他给寄去。管理所允许战犯和家属通信了。这真是喜出望外的大喜讯，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出乎意外的是，孙所长还告诉我是慧生曾给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写了信，要求她能够与她失去多年联系的父亲通信。周总理同意她的请求，并且把慧生的信批转给了我。我用颤抖的手接过那封远隔重洋寄来的信，目光落在信上：
　　“我的中文虽然很拙劣，但请允许我用在日本学习的中文写这封信……我的父亲溥杰久无音讯，母亲和我们都很担心。我们不知给日夜思念的父亲写过多少次信，寄过多少张照片，但是从来没有收到过一封回信，只好望洋兴叹。
　　虽然人的思想各不相同，然而骨肉之情却是同样的。我想，如果周恩来总理有孩子，一定能够理解我们对父亲的思念。一定能够理解盼望与丈夫团聚，同时含辛茹苦地将我们抚育成人的母亲的心情。
　　现在，中国与日本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是，我们的家庭是由中国的父亲和日本的母亲组成的，我们全家人都真心实意地期望中日友好。这一心愿是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拦的。母亲盼望早日回到父亲的身边。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中日友好的桥梁，所以才这样拼命地学习中文。
　　谢谢，拜托了。请将这封信连同照片转交给我的父亲……”
　　我读着读着，不禁哭出了声。浩！你教育出了这么好的女儿，能写出这样通情达理、善解人意的信件，而且从信中可以看出慧生像你一样的热爱中国，她要做个像样的中国人，她还要从事中日友好的工作，这完全是你的意愿呀！想不到我身陷囹圄九年，女儿们在你的哺育下已经成长起来了，我怎么向你表达我的感激心情呀！我向孙所长表示了感谢，我很快给浩写了信。信写得很简短，信里说：“我现在在抚顺。托慧生的福，我能给你去信。……”
　　我告诉她，是周总理转给我慧生的信的；我还告诉她，周总理欣赏这封信。真的，捧着这封信，我觉得沉甸甸的，这里面不仅寄托着浩、慧生、嫮生三颗赤热的心，它还经过一个伟人的手，传递着伟人的温暖。我捧着这封信，真是觉得手心灼热，因而如醉如痴了。
　　我写的信经过日本赤十字社，到了浩的手里。母女三人反复地贪婪地读着我的信。如今千山万水隔不断我们夫妻父女的感情，我们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不久，我也收到她们三人的来信。我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她们的情况了。慧生的中文信写得很好，中国话也说得好，她正在读中国文学和中国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她说如今中国是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不能不读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听说她还起了个中国名字，我想如果我将来释放以后可以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话，慧生可以当我的助手。自从浩和我恢复通信以后，我在抚顺管理所的生活似乎变得充实了。为了表达我喜爱两个女儿的心情，我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
　　寄慧、嫮二女
　　今生自分永沉沦，
　　却庆昭苏大地春。
　　眼底光阴诚过客，
　　瀛寰儿女已成人！
　　桑榆欲养阿爷志，
　　朝夕无违乃母心。
　　时至会当回祖国，
　　向东计日乐天伦。
　　1957年春日作
　　诗既表达了我对浩的感激之情，也流露了我盼望她们回来，我们全家团聚的愿望。
　　由于我可以和家属通信，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全部战犯也都可以和家属通信。感谢管理所给了我们这种方便。由于家属来信作了些思想工作，也推动了当时正在开展的坦白、检举工作。我觉得也要感谢慧生的努力，使我们获得了这种幸福。我也和北京的弟弟、妹妹们通了信。四弟溥任，现在的名字叫金友之，他当了小学校长。四妹韫娴和七妹韫欢当了小学教师。五妹韫馨是个缝纫工人，生活很好，她的子女都上了中学，她还学会了蹬自行车。六妹韫娱是个画家。三妹韫颖还当了街道治安保卫委员，她还是个社会活动家，经常到邻里间串门，宣传新婚姻法。想不到当初我们这些娇慵懒散的“金枝玉叶”，都在新社会中有了她们相应的地位。这使我感到高兴和放心。我想到自己，也觉得放心。我相信共产党，只要我老实交代自己的问题，我想党一定会宽大处理我们，给自己以重新做人的机会。
　　四十四 元帅们的鼓励
　　我这个想法，进一步得到了证实。
　　1955年3月间，有一天我和溥仪忽然被叫到所长办公室去。一进门看见屋里坐满了一些戴着金光闪闪肩章的人。孙所长说将军们非常关心你们的学习和改造，你们随便谈谈吧！将军们问了问我们的童年生活和伪满时期的生活，特别问了问现在的情况，问我们对管理所的学习和生活有什么意见。我和溥仪都如实作了汇报，一再感谢共产党的教育和帮助，表示认罪，愿意接受改造。有一位带胡子手中握着烟斗的人，我经常看新闻记录片，认得他是贺龙元帅。他问溥仪：“你在这里，与以前当皇帝时候相比，吃的东西哪个好吃？”溥仪回答说：“这儿好吃，我过去在皇宫里虽然吃山珍海味，但都不知道味道。现在在这里，二两包子一顿能吃六个。”贺龙又问我家中还有什么人，还向我问起嵯峨浩的情况。我告诉他，我们已经通信。贺龙问起以后的发展趋势。我小声说：“她在日本生活惯了，以后不一定会回来了。”贺龙笑着说：“人是可以改变的，我想她总有一天会回来的。”贺龙的话使我吃惊，但也看到了希望。我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海洋般的宽阔胸怀，因而感到新生在望。贺龙最后敲着烟斗说：“不要光是认罪，你们要好好学习、改造。你们将来还能亲自看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实况呢！”后来，我知道那天还有聂荣臻元帅在座。
　　在回去的路上，溥仪问我：“‘能看到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
　　我不敢说出我心中真正的想法，我觉得这是隐含着我们还有被释放出去的可能。回顾当初我们以为来到抚顺一定要被枪毙的想法，未免觉得太可笑了。我说：“那是鼓励我们要认真学习改造。”
　　“是的。”
　　当我们回到监舍，把元帅接见的情况告诉大家以后，在同屋的伙伴中引起了一阵轰动：“恭喜你们，老溥、二溥。”我们那时已经被大家简化地称作： “老溥”、“二溥”，有时叫“大老溥”、“二老溥”，说明原来的帝王之尊已经被推翻了。大家都从元帅这些简短的鼓励的话语中看到了光明的前途。
　　四十五 到社会上去参观
　　也就在这以后，到了1956年初，一件使人喜欢又使人害怕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管理所要组织我们到社会上去参观，看一看解放以后的新气象。那时是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刚完成之后，社会上出现了一片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气象。为了使我们的理论学习和社会实际联系起来，所里决定组织战犯去到社会上参观。先看抚顺，然后再到其他的城市。伪满战犯中东北人多，他们生怕在抚顺参观时，群众会认出他们来，会向他们讨还血债，因此提心吊胆；但是又觉得关在管理所的时间太久了，确实也想了解外边情况，很想到外边走一走。
　　1956年3月7日，我第一次走出抚顺战犯管理所，首先是参观工人住宅。我们去的是煤矿工人住宅区，一排排三层楼的宿舍区，每家工人住宅都是两居室或三居室，每个居室都有厨房和厕所。每家人家都有收音机和缝纫机、自行车，不少人家还有了沙发。居室都布置得窗明几净，墙上都有一张庄严的毛主席像。工人们穿戴也很整齐，哪里还有煤黑子下井衣衫褴褛、衣食不周的影子？也许是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些人的身份吧，不少人家准备了茶水。我们走过时热情地邀请我们进去坐一坐；我们动身时，又挥手相送，一再邀请我们下次再去。我流下了惭愧的眼泪，工人阶级真是宽宏大量，不计较我们这些罪人的罪恶。
　　3月7日下午，我们参观了煤炭工业部抚顺工业学校。我看到了敌伪时代日本制造的皮带车床和我国自制的新式车床，还有苏联、捷克、波兰等国的新式机器。对比之下，不难看出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我国自制的新式车床以及苏联等国的机器早就超过了伪满时代日本制造的机器。学校教师在课余时间还自制了各种模型，说明他们教育学生不仅重课本知识，而且重实践，提倡理论联系实际，这正是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和旧教育制度的不同点。我通过参观，觉得眼界大开。我还参观了抚顺市第二国营商店，只见货架上商品充足，琳琅满目，五光十色，顾客拥挤；哪里还有从前商店里货架萧条，物价昂贵，顾客裹足不前的样子？而且今天商店里出售的全是国货，这与伪满时期日本货充斥市场的情况是不能同日而语了。
　　一天的参观使我们兴奋异常，回到管理所里不用组织就滔滔不绝地议论，这是最生动实际的教育，新旧社会两重天，谁也不能不承认共产党的英明领导，谁也不能不承认我们这些战犯罪孽深重。参观加深了我们自我改造的自觉性，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努力学习，把自己罪恶之身改造成为新人。
　　1958年、1959年我和溥仪等继续外出参观，到过沈阳、鞍山、长春、哈尔滨等地，都取得了很大的收获。
　　和我们一道外出参观的还有日本战犯，他们在访问抚顺露天煤矿托儿所时受到了很大的教育。露天煤矿附近有个村镇叫平顶山。1933年中秋节的夜里，抗日义勇军在平顶山和日寇遭遇，击毙了一部分日本守备队队员，烧掉了日本的仓库，天亮以前转移到别处。第二天，日寇为了报复，将全村居民三千多人，不分男女老少全赶到村外山坡上，用机枪扫射杀死，有的还用刺刀挑了一遍。屠杀之后，日寇为了掩盖他们残酷杀人的痕迹，烧光了周围的房子，用大炮轰崩山石，盖住尸体，周围用铁丝网围住，企图从地图上消灭平顶山这个名字。直到1972年，人民政府扒去掩盖在尸体上的山石，在死难者的白骨上盖起了“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让广大群众经常参观，不忘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仇恨。人们在参观遗骨馆时，可以看到两具白骨紧紧地搂在一起，还有母亲搂抱着婴儿的白骨，不少骷髅的头盖骨上还有明显的刀痕，不用说，当时死难者临终时是多么悲惨！在我们当时参观抚顺露天煤矿时，这个遗骨馆还没有建立，但是平顶山惨案是众人皆知的，抚顺露天煤矿托儿所所长方素荣当年是个五岁的小女孩，她就是从死人堆中爬出来的幸存者。日本战犯会见了她，她向战犯们讲了惨案发生时的实况，并且以宽阔的胸怀对日本战犯表示了原谅，要求战犯们今后改恶从善，重新做人。日本战犯跪倒在地，痛哭失声，悔恨自己犯了弥天大罪。我和溥仪一起随同参观，目睹此景，也觉得自己追随日本帝国主义，对人民欠下了债，惭愧得抬不起头来。
　　我们在台山堡乡参观一家姓刘的农民家庭时，谈起了解放前后生活的对比，大娘沉痛地追忆着解放前吃糠咽菜乞丐般的生活，又充满自信地赞扬着今天的美好生活，谈话中间她不自禁地要谴责那个制造这些罪恶源头的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这时溥仪沉不住气了。他站起来向刘大娘低头说：“您说的那个康德，就是伪满洲国的汉奸皇帝溥仪，就是我。我向您请罪。……”
　　同来的几个伪满大臣和伪将官也纷纷站起来说：
　　“我是那个抓劳工的伪勤劳部大臣……”
　　“我是搞粮谷出荷的兴农部大臣……”
　　“……”
　　我也汗流浃背，惭愧得无地自容。
　　然而那个大娘却意想不到地宽宏大量，她怔了一会儿之后，只叹了一口气说：“事情都过去了，不用再说了，只要你们肯学好，听毛主席的话，做个正经人就行了！”
　　“正经人”，这个本来不算很高的要求，此刻却是我们这些战犯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崇高目标，因为我们自知罪恶之身距离这个目标尚远。通过刘大娘用宽恕的口吻说出来，觉得只要人民原谅，还是可以争取做个“正经人”的。一时，我们被经过党的教育的劳动人民汪洋大海般的宽阔胸怀所感动，又被这个经过奋斗可以达到的目标所吸引，竟感动得“呜呜”地哭了起来。
　　外出参观，使我们看到了管理所大门外的宏伟气象，增强了改造的信心。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被批准参观国庆游行队伍。国庆佳节，抚顺市政府组织国庆典礼游行。在抚顺火车站前广场搭起了观礼台，党政军领导都上台检阅。我们被特许在观礼台下边东侧另加两排椅子，同时参观这雄伟的游行队伍。国庆那一天上午，锣鼓喧天，游行队伍手持巨幅红旗缓缓前进，队伍中辆辆彩车载着各种模型，展示着抚顺市工农业战线的辉煌成果。工农兵学商的队伍有秩序地前进着，不断地高呼口号，向主席台频频招手。在文艺大军中，还有东北特有的大秧歌和二人转，随着队伍前进，载歌载舞。我们都身穿蓝色制服，站着看，也可以坐着休息。我看着群众兴高彩烈的神情，不免想起在伪满统治时期群众在日方挟持下提心吊胆地过着衣食无着的生活。如今正是“火树银花不夜天。弟兄姊妹舞翩跹，歌声唱彻月儿圆。不是一人能领导，哪容百族共骄阗？良宵盛会喜空前！”（柳亚子词）我就是在管理所中，也体会到“换了人间”的味道，只是我如今还是个战犯，什么时候可以回到人民中间，跟大家一起共享这种快乐呢？我不免又沉湎在我长期萦绕心怀的这个宿愿中了。
　　四十六 亲属来访
　　1956年3月10日，即第一次参观后的第三天，我和溥仪、润麒、万嘉熙以及三个侄子毓嵒、毓嶦、毓嵣都被通知到所长那里去。我们都纳闷：有什么事要找我们呢？一到所长的接待室，发现原来阔别了十几年的载涛叔叔和两个妹妹来看望我们了。
　　亲人意外相见，真是喜出望外。七叔多年不见，虽已69岁，但脸色红润，健壮如旧。他首先告诉我们不久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他看见了毛主席，当时周恩来总理把他介绍给毛主席，告诉毛主席这是载涛先生，是溥仪的叔叔。毛主席和他握手后说，听说溥仪学习得还不错呀，你可以去看看他们嘛！说到这里，涛七叔的声音哽咽起来，我们全家都感动得流了泪，毓嵒甚至痛哭出声。七叔又说，第二天彭真市长又找到他，告诉他可以带弟妹去抚顺，并发给了旅费。三妹和五妹又抢着说，东北天气冷，政府特地为他们发给了棉衣。说着说着，她们又激动得哭了起来。这时在旁的孙明斋所长知趣地说：“你们慢慢地说吧！” 带着管理所的其他干部退出了接待室，让我们更方便地畅谈。
　　家人聚会，我们尽情地谈了起来。七叔说到父亲载沣在解放以后，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建议，曾被中央文史馆聘为馆员。他于1951年逝世，临终时除了我和溥仪外，其他子女都在场，妥善地办了丧事。他本人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也是全国政协委员，古稀之年，还参加了他最喜爱的解放军系统的养马工作，在西北高原上工作了一段时间。他说话时那种愉快的心情溢于言表，连我们也觉得高兴。七叔还告诉我如今满族的人口已由解放前登记的八万人增为二百四十万人。这是由于辛亥革命以后，清廷崩溃，满族处境困难，求职无门，一般的冒称汉族，爱新觉罗的子孙也改姓金、肇、罗等，满族凋零，生活也日趋困难。只有到了解放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平等友爱的大家庭，满族人才敢于公开自己的身分。宪法公布之后，根据人口登记的统计数字，满族人口一跃为二百四十万，这里蕴藏着少数民族的一把辛酸血泪。我自己是体会很深的。清廷覆灭，我成为末路王孙，不自量地妄图复辟清朝，鉴于自己没有力量，只有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现在日本战败，国民党政府也已崩溃，我成了阶下囚，我固有自己应负的罪责，但我又是个没落的满族，更没有好下场了。七叔的讲话却给了我信心，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使我认识到只要我认罪改造，我是有出路的。七叔还郑重地告诉我祖宗的陵墓都保护得好好的。我放心了。我想起已故的父亲载沣，不由得从心里说：“阿玛！不孝男溥仪、溥杰对不起您，连累您晚年牵肠挂肚地想着我们，临终时我们也不能前来送别。现今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社会，我们兄弟俩要认真改造自己，您老人家放心吧！”
　　七叔和三妹、五妹整整和我们谈了一天半。他们住在抚顺市东公园专家招待所，溥仪也被管理所用专车送去同他们叙谈。他们参观了管理所的伙房、浴室和监舍，觉得这里的条件很好，和学校差不多，他们也放了心。
　　四十七 管理所内的文娱生活
　　自从大坦白大检举告一段落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撤回北京，这一时期我们处于听候处理的阶段。由于大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提高了一些觉悟，管理所内部在管理方法上也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各监号不再用大铁锁锁门，各监号之间可以互相串门。当然这是指我们伪满汉奸的管理所而言。我们这个所与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管理所之间是不允许串联的。实际上我们没有怎么串门。我们这个所有十多间监号，人住不满，也收拾出一间房子作为图书阅览室，里面有些书报，可借我们阅读。每天的作息时间安排，一般的上午学习，下午就在院内活动，即所谓“放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打太极拳，打排球，打克郎棋，或晒太阳。老人们打克郎棋的比较多。冬天管理所还在院内浇了一小块冰场，供大家滑冰用。冰场方圆50多平方米，冰鞋和冰刀都是战犯自制的，记得溥仪还由几个侄子架着上去滑过，摔了一大跤。晚饭以后则是娱乐时间，可以听广播，下棋或打扑克牌。现在我回忆那时的文娱活动，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这些伪满官吏，过去高官厚禄，现在成了囚徒，也就放下架子，玩起民间经常玩的那些游戏了。有一个现在儿童还经常玩的游戏：丢手绢。孩子们玩时，是大家围坐一个圈，有一个小孩在圈外跑着，边跑边把手绢扔在另一个孩子的背后，那个孩子发现身后有手绢时，就起立捡起手绢追赶，同时也选择对象把手绢再放在另一个孩子的身后。如果小孩不知道身后已经有人扔了手绢，那个扔掉手绢的孩子跑了一圈又回到他的身边，他是要受罚的，罚唱支歌或表演个节目。在玩这个游戏时，孩子们一边拍手一边唱着这样一支歌：
　　“丢，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他的身边，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抓住他。”
　　现在轮到我们这些老头儿来玩这些游戏了。在哈尔滨道里管理所时就玩过。我算是比较年轻的，当时五十出头，在年轻的毓嵒、毓嶦、毓嵣之后就该轮到我。那些伪满大臣六、七十岁的很多。我们这些人虽然跑跑颠颠，玩起来有些风险，但也很乐意玩这些游戏。人们自然把耍笑目标转移到溥仪和我身上，我们显得迟钝，常常发现不了身后有手绢而被人抓住。被罚的节目就是把我们的眼睛蒙住，双手放在背后，大家轮流走过去打一下，我要猜出这个打我的人是谁，猜对了就放开眼，重新丢手绢。我总是挨打的时候居多，我也有猜对的时候，但是别人硬是不走，为了好继续打下去。管教人员看不下去，只好说：“人家已经猜对了，为什么还说不是呢？该换一换了吧？”我本人倒是不在乎，反正是玩游戏，大家取个乐嘛！当然也有我去打别人手心的时候，我常常是打了一下后赶紧把我的手高高举起走开，后来别人告诉我，说我这样打法“独树一帜”，与众不同。我也奇怪，怎么连打个手心我也跟别人不一样呢？说明皇族出身的人实在太脱离群众了。当然时间长了，人家也会猜出这种打法就是我。
　　管理所也搞晚会，逢年过节时更热闹些。我们先把通道中间用红绿花纸剪成练带装饰起来，点缀出节日气氛。过节时大家一齐动手包饺子，有的人居然拌馅儿，擀皮儿，捏饺子非常熟练。初到抚顺时伙食还有大、中、小灶之分，这时吃饭已不再分灶，除了病号可以有照顾外，伙食标准已经统一了。晚会开始时，第一个节目是唱歌。我们唱歌，唱的是《社会主义好》。也有诗歌朗诵，我常写些旧体诗朗诵。我还写过相声段子、双簧段子。我毕竟是北京人，我写过《逛北京》、《春联》这些带北京味儿的段子。我也登台演出，我当捧哏，显得呆板枯燥；与我配合的老杨，他则大卖力气，居然博得阵阵掌声。我们这些战犯中有的会表演很好的节目，像李文龙表演的魔术有一定水平，毓嶦给他当下手，配合得很好。我写过两个剧本：《打击侵略者》、《从黑暗走向光明》。前者是写英国侵略者侵略埃及的故事，后者是写我们自己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故事。万嘉熙任导演，主持了演出，溥仪还登台演出。演出是成功的，特别是《从黑暗走向光明》，活生生地演出了我们这些人在抚顺接受改造的经过。有的人边看边流泪。奇怪得很，我这个平时由于长期在日本关东军的监视下变得谨小慎微、性格很不开朗的人这时也活跃起来，敢写剧本，甚至还和人开开玩笑，说个调皮话。我比溥仪要活跃些。人们也不再视我们为金枝玉叶，通常叫我们为“老溥”、“二溥”。我们听到这些既普通又亲切透着人情味的称呼时，也觉得美滋滋的。开晚会时大家哄我来一段京戏，我在醇亲王府时就爱听京戏，那时常听谭鑫培、杨小楼、龚云甫的戏，私下也学谭派的唱腔，但是没有正式唱过。现在到了这种场合，大家一哄，我也不知哪儿来的勇气，就站起来唱段《卖马》、《空城计》，有时甚至还学唱麒麟童的《追韩信》。一唱完，下边就大声叫好：“二溥行！”
　　管理所在院中搭起了露天戏台。为了可以在上面演出大型节目，还组成了一个乐队，可以演奏各种乐器，这都是由日本战犯组成。其中有一个吹口琴的，原是个职业演奏者，演奏起来就是与众不同。日本战犯还能演出些日本民间舞蹈、合唱等节目。他们还演出了揭露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的大型话剧《原爆之子》。这时期伪满战犯也组织起了学委会，领导学习和文娱活动，甚至包括卫生评比等事务。学委会主任是五妹夫万嘉熙。
　　四十八 慧生殉情
　　自从和浩、慧生、嫮生以及北京的弟妹恢复通信以后，我觉得生活变得充实了。管理所大墙内的天空似乎也变得宽阔了。我天天盼望海外来信。我通过信和妻女们交谈着，觉得生活有了盼头，我等待着有朝一日走出大门与家人团聚。慧生的中文信写得很好。她攻读中国文学，已经读了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中文版鲁迅的《彷徨》，甚至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这使我想起她周岁的时候，为了占卜孩子的未来，让孩子在一个摆着各种各样东西的盘子里随意抓东西，抓到什么就意味着她将来有什么样的前程。慧生居然抓着离她最远的笔。这使我觉得很高兴，孩子与笔墨有缘，这就能继承我将来的事业了。现在她真的喜欢中国文学，而且已经知道爱新觉罗家的门第，她要使她自己能够有足够的文学素养可以继承起书本网的传统。我的慧儿！你让我得到多大安慰呀！你给了我多大的信心呀！如果我要是改造不好，怎么对得起你们呀！慧生要考大学了，她想报考东京大学哲学专业。她来信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尊重你本人的意见。”亲友们不同意，说读哲学容易被赤化的；有人说报考东京大学哲学系的女生只有慧生一个，混在男生中间，耳鬓厮磨，又谈论哲学，时间长了，弄不好姑娘的性情发生变化，万一变成个独身主义者怎么办？于是慧生动摇了，她决定参加学习院的考试，报考国文专业。我想这也不错，将来她可以把日本的古典文学介绍到中国来。我和浩，还有慧生，不是都愿意作中日友好的桥梁吗？
　　浩可是很久没有来信了。1954年11月26日她来信说，为了鼓励我和溥仪学习和写作，她要送给我们两人各一支自来水笔，她将托正在日本访问的李德全部长带回来。现在已是1958年1月了。李德全部长早已于1957年底回国，怎么还没有把笔送来呢？浩本人也迟迟不来信，出了什么问题吗？真使我不放心。1月26日，管理所收到李德全部长带回来的已回到日本的前日本战犯写给目前仍留在管理所内日本战犯的信，因此我觉得我的笔也快捎来了。
　　但是浩的信仍没有来。
　　望穿秋水。1月28日，浩的信终于来了。同时到达的还有浩的妹妹启子的信。拆开一看，真是晴天霹雳，我的慧儿她自杀了。难怪浩没有给我来信，她正陷在难以自拔的悲痛之中。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弄清楚事情的原委。慧生在学习院认识了男同学大久保武道，两人相爱。浩的心思是：她既嫁给了中国人，她就是中国人，女儿也是中国人，应当嫁给个中国人，而且应该是满族。浩这种热爱中国的想法，始终让我感动。当我长期以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复辟清朝，同时又因受日本欺侮深感屈辱内心陷于极端矛盾的时候，常因浩的反抗日寇横行霸道的情绪而增强了自己的民族意识。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不如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女人呀！我要保持中国人的尊严。但是在儿女婚姻问题上，应该是尊重本人意愿的，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阻碍女儿和一个日本人结婚。我想起慧生在最后一封信中就告诉我她有个男朋友，她很喜欢他，但没有提到结婚，也没有说明她的母亲持反对态度，只是问我她该如何办？我想我是有罪之身，长期不和女儿在一起，也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实在没有资格来答复她这种问题，因此回信中只说我不了解情况，希望她照母亲的意见办。这使得慧生非常失望，她本来希望得到我的支持，结果得不到我的支持，只好走上了绝路。她和大久保两人在1957年12月4日下午7时相约在日本静岗县天城山隧道到八丁池之间开枪自尽。五天之后遗体才被人从一棵百日红树下发现。两人依偎着，手枪已经射穿了太阳穴。慧生实由我而死，要是我能给她一些支持的话，或我再劝劝浩，她是不至于走上这条绝路的。我又增加了罪孽。
　　慧生殉情的消息很快传遍了管理所。当天管教科金源科长找我谈话。金科长安慰我说：
　　“人总是要有一死的。不过你的女儿正在求学，不到死的年龄，正应该奋发有为，力求上进的时候，她的死是令人可惜的。你不要难过，要化悲痛为力量，更好地学习改造。你要认识到这件事你也是有责任的，因为你不在家里，不和老伴在一起，你不能对女儿进行工作。假如你要是和老伴在一起，你直接做一点工作，这件事也会处理得好一些，你女儿也不致于自寻短见。你要从这件事上看到自己的罪过，因而增强改造的勇气。女儿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你已经失去了女儿，再悲痛也没有用。你要更加爱护剩下的这个女儿，让她健康地生长。不要过于悲伤了。”
　　天哪！这比父母还亲切的安慰，我哪能不感动呢？我又一次掉下了泪。是的，为了浩，为了唯一的嫮生女儿，我要擦干眼泪，坚强地生活下去。第二天，我就给浩发了信。我写信时仿佛慧生还活着，难以相信她已经去世了，我向浩忏悔了我的罪过。我写到：
　　“我把将来的一切全都寄托在慧生和嫮生身上了。我之所以能经受种种磨难，活到今天，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和两个女儿和浩团聚……这是为什么啊！？天各一方，身为父亲不能为女儿做任何事情，这是我终生的遗恨。如果说谁有罪的话，那就是我，是身为父亲的我……”
　　我纵使一千遍一万遍检讨我的罪过，也已经晚了，因为慧生毕竟已经离开我了。1月30日，就在我最悲痛的时刻，浩和女儿托李德全部长捎给我的金笔寄来了。握着金笔，想到寄笔给我的慧儿已经不在人世了，不觉潸然泪下。我夜不能寐，神魂颠倒，在夜深人静之际写下了三首怀念慧生的诗。
　　哭慧女三首并序
　　呜呼慧儿！吾三十有二生汝，五十之年丧汝，在此驹隙十八年中，因我之故，曾使汝茕孑东篱寄食，复使汝焦恻北京上书；还使汝萤雪成恨，祸发天城荒麓；终使汝弃乐习文，反致沟通中日文化大志成空。还使……罪咸在我而祸偏及汝。
　　（一）
　　呜呼慧儿！吾为汝父，
　　负汝实深。死者已矣，
　　生者何堪？有母飘零；
　　有妹无告，罪咸在我，
　　苦汝深矣！负汝深矣！！
　　呜呼慧儿，偏有此父。
　　已矣已矣，恨何有极！！！
　　（二）
　　呜呼慧儿，吾为汝父，
　　而悼汝哭汝，悼也无及，
　　哭亦奚益！生暌万里，
　　死亦殊途，清夜扪心，
　　徒溅空泪。呜呼慧儿，
　　嗟何及矣。
　　（三）
　　呜呼慧儿！吾伏枕哀吟，
　　汝不可闻。我忏我恸，
　　汝岂或知？呜呼慧生！
　　汝其瞑目于地下，
　　乃父将迎尔骨还吾故土。
　　呜呼哀哉！
　　慧生死后，浩为了纪念她以及自己这颠沛流离的一生，写了《流浪的王妃》一书在日本出版，来信叫我写序。未见过书的内容而写序的可能就是我一人，但为了怀念慧儿并忏悔自己，我还是写了序并附上这三首诗，诗后还加上了三首律诗：
　　情到难堪愈见情，
　　曾夸吾女有女是萦。
　　萤窗识我哀成错，
　　鲋辙呼谁渴望营。
　　永世别来长恨处，
　　廿年夭折可怜生。
　　瞑怀前后空余泪，
　　咄咄书空慧字名。
　　误尽生平愧掌珠，
　　累她龆稚寄人庐。
　　十年梦里犹呼父，
　　万里瀛寰更上书。
　　骨血自连心臆痛，
　　恩情宁为死生殊。
　　无边悔恨无穷泪，
　　清夜扪心暗悼初。
　　噩耗遥传尚半疑，
　　分明笑貌忆平时。
　　空垂老泪瞻而母，
　　自作余殃祸我儿。
　　岂计幼聪偏命薄，
　　备尝死别复生离。
　　冬窗暗焰寒灯下，
　　伏枕低吟悼女诗。
　　一九五八年慧儿周年忌日前一月并十二天 爱新觉罗·溥杰
　　序寄走后又过了一月，到12月4日，是慧儿遇难的周年忌日了，我不觉悲从中来，又吟一律：
　　两眼未干哀儿泪，
　　去年今日又并年。
　　荒山碧血真吾恨，
　　遗牍与我倍汝怜。
　　无用心情伤事后，
　　那堪言笑忆生前。
　　老妻弱女天涯外，
　　一度思量一黯然。
　　四十九 翻译和写作
　　自从大坦白大检举开始以后，我除了积极坦白自己的罪行及检举揭发别人的问题外，我还接受了管理所的委托，执行了两项任务。
　　一项是从事翻译工作。因为管理所内还有一部分日本战犯，他们也用日文交代自己的罪恶，互相进行揭发检举。这些日文材料需要译成中文，管理所就委托我和三妹夫润麒、五妹夫万嘉熙来做文字翻译工作。我做得更多一些。这项工作对我是有教育意义的，可以使我了解到更多的日寇罪行，从而也加深了对自己的问题的认识。翻译工作也是很忙的，有时来了一大堆翻译材料，甚至不能参加小组的学习。
　　有一天管教员李福生问我：“你做这些翻译工作，有些什么感想？”
　　我说：“我要努力做好这项工作，将功补过，争取自赎。”
　　“还有什么？”
　　我说：“我原先只知道事情的轮廓，不具体。现在则知道很多具体内容了。”
　　“还有什么？”
　　我想了想说：“没有了。”
　　事后一想，自己真是嘴笨，并且是临事则迷。我怎么会没有呢？应该汇报一下自己通过翻译工作，增强了对日寇罪恶的认识，也增强了对自己罪行的具体认识。既然没有汇报也就算了，反正确实也是有提高的。翻译工作基本上持续到我特赦离所为止。我从事这项翻译工作，对所内的其他战犯也是保密的。有一次我接到一叠需要翻译的日文材料，在翻译中间发现丢失两页，我着急了，遍找不着，就写了一份检讨。第二天金源科长将检讨书退回，并交给了我这两页我认为遗失的材料，笑着对我说：“这不是你的错，是我将这两页忘了交给你了。”这种坦诚负责的态度使我感动。我从一个基层干部身上看到了共产党历来倡导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这使我感到欣慰，共产党说话算话，光明磊落，我相信只要跟着共产党走，我会有光明前途的。
　　还有一件工作：就是帮助溥仪写自传。如上所述，我们在哈尔滨管理所时，所方已经给我们布置了写自传的工作，即每个人要剖析过去，从自己过去的脚印上寻找自己犯罪的根源。我们这些人的自传还比较好写，一般的也都写完交了上去。只有溥仪的自传难写，内容涉及到他从北京私跑到天津，又从天津偷跑到东北，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等重大情节，复杂曲折，本人又顾虑重重，因此所方决定派我帮助他写。大约是1955年上半年我参加了这项工作，到1958年夏季基本上写完了初稿。写法是溥仪口述，我整理成文，有时一连几天进行这项工作。进行写作的过程，也是溥仪转变立场彻底坦白的过程。他犹豫狐疑，害怕政府加重处理，常常需要我向他交代政策，有时甚至进行尖锐的批评。但他终于在所方的教育以及我的配合下完成了写作任务。初稿完成后也有十几万字。后来领导审阅后觉得对广大读者有教育意义，决定由李文达帮助整理后交群众出版社出版。这就是《我的前半生》一书的来由。很多人知道我曾帮助溥仪写了《我的前半生》的初稿，就是指的这件事。
　　五十 张景惠之死
　　在管理所关押的伪满战犯中，有一个人需要提一下，他就是伪满内阁总理张景惠。他的地位仅次于溥仪。他已年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受到的照顾也是比较好的。在大栗子沟时，他还能主持伪满政府的解体会议。到了苏联，他被迫戒了鸦片烟，又不适应异乡生活，身体变得衰弱下来。到抚顺以后，他有时打打“八段锦”，晒晒太阳，也没有人跟他说话，身体更加衰弱。在哈尔滨时，他可以不参加糊纸盒劳动，重返抚顺，更不参加翻砂铸铁等较重体力的劳动。但奖励糖果点心等食物时，他也有份，也没有人和他计较。坦白检举开始以后，张景惠因病瘫痪在床，由别人代写了一份认罪材料。张景惠口述表示：“我的罪恶太大，蒙政府宽恕，我的子侄们还获得了光明的前途，感谢政府。”鉴于年老，管理所也没有过高要求他。他的肠胃不好，不能吃普通饭菜，常常每顿饭吃两块蛋糕、一杯牛奶。他有时也感慨地说：“还是共产党领导的好哇！”
　　张景惠有个儿子叫张绍纪，现在的名字是张梦实，曾任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日法系系主任、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日伪时期，他在东北参加了党领导下的抗日地下组织。苏联红军解放东北以后，他被苏军带往伯力收容所，替苏军做翻译工作。那时我和他住在一起，我们住在一间通道里，里面一间房是溥仪和毓嵒住，外面的房子就是我和润麒、万嘉熙、毓嵣、毓嶦、李国雄、黄子正等住，还有张绍纪。张绍纪会说日语、俄语。他当时的任务，就是在红军和日本战犯之间当翻译，有时他也替张景惠当翻译，帮助张景惠和苏军通话。在我们回到祖国之前，张绍纪已经提前回国。当我们从绥芬河返回抚顺途中，路过沈阳，东北人民政府首长接待了溥仪、张景惠等伪满战犯，我没有参加。战犯们听说第一批由苏送回国内的战犯均已被处决，情绪非常紧张。这时首长叫出张绍纪来，张绍纪向大家证明了没有一个人被处决，使大家情绪趋向稳定。到了抚顺，张绍纪就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专做日本战犯工作，和我们的接触就少了。张景惠有时想他的儿子，问：“绍纪还在吗？”1956年初，张绍纪调到北京工作。考虑到他以后和张景惠见面的机会少了，管理所领导特地安排他和张景惠见一次面，叙叙家常，正式告别。那天晚上金源科长让张绍纪夫妇和张景惠在一号会议室见面，彼此一时无话可说。金源科长就介绍说：“这是你儿媳妇！”张景惠说：“是吗？哦！”彼此聊了一会儿天，就告别了。回到监舍，张景惠对别人说：“这小媳妇是我儿媳妇吗？我不认识她呀！”也难怪他不认识，彼此没见过面嘛！
　　1958年6月14日夜里，管理所的监舍里忙乱起来，很多医务人员携带医疗器械奔向监舍。原来张景惠病危，医务人员给他注射针剂服药，他才转危为安。此后张景惠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大小便失禁，医务人员每天为他挂盘尼西林和葡萄糖瓶输液。张景惠在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下维持着他的生命。后来张景惠因为病重，经上级批准，所方允许将他送市立医院住院治疗。1959年1月11日13时张景惠终因患动脉硬化、心肺病、心力衰竭而病故，终年87岁。
　　五十一 特赦
　　1957年初，在我们欢度新年佳节之后，有十三个犯人得到了免诉处理，我的三个侄儿和李国雄、黄子正都被释放了。在热烈欢送之后，我们又度过了欢腾的春节，又有四个犯人得到了释放，其中包括我的三妹夫润麒和五妹夫万嘉熙。这时溥仪的岳父荣源已病逝在哈尔滨的管理所。当初在沈阳被捕的伪满战犯至今仍关押在管理所的只有溥仪和我了。何时才能释放我呢？这个经常萦绕在胸怀的问题不免又一次次地爬上心头。我不知道。我只能说我的罪孽深重，我必须加强学习和改造，等着吧！
　　1959年9月18日清晨，广播器传来了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关于特赦战犯的建议以及刘少奇主席颁布的特赦令。毛主席的建议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罪犯。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生产建设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空前巩固和强大。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极为良好，党和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的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已经获得伟大的成绩。在押各种罪犯中的多数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确实已经改恶从善。根据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采取这个措施，将更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考虑上述建议，并且作出相应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59年9月14日
　　接着广播了刘少奇主席的特赦令。
　　听完广播，大家因为思想上缺乏准备，先是陷入短暂的沉寂，继而清醒过来，发出一片欢呼。口号声和掌声连续不断，持久不息，管理所大墙内掀起了一片欢庆的浪潮。
　　9月18日，这是个难忘的日子。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沈阳事变，把溥仪和我引上了毁灭的道路。1959年的9月18日，报纸公布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的特赦令，又为我们打开了新生之门。党呀！您那宽阔的胸怀，太阳般的温暖，照亮了我们罪恶的身躯，您又给了我们生活下去的勇气，感谢您呀！党！我和溥仪两人互相探问：我们能第一批获准特赦吗？溥仪很自卑，说他是头号汉奸，当过伪满皇帝，第一批特赦准没有他。我也感觉希望不大，我虽没有当过皇帝，但我是溥仪的弟弟，伪满崩溃之际，我又当了随从武官，和溥仪同时被俘，我又几次去日本留学，大概也不会特赦我。否则为什么那几次释放犯人时没有放我呢？我们俩心情都忐忑不安。我想到如果我能获准特赦，就可以和浩与嫮生团聚；如果不能特赦，那仍然过着两地分居、翘首倚望的生活，我心里不免觉得痛苦。
　　1959年12月4日，管理所召开了“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台上坐着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管理所的所长等人。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在会上宣布了特赦人员的名单。第一名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捧着特赦通知书，当场痛哭失声，我也流下了泪。那一批抚顺战犯管理所一共赦了十人，我为溥仪的能被特赦感到高兴，但也为自己没有被特赦感到沮丧。我的问题在哪里呢？我哪一天才能回到人民队伍中呢？
　　在溥仪获释回到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在管理所内看了电影。看完电影，他找我谈话告别。那是在一间会议室里。
　　溥仪严肃地对我说：
　　“二弟！（我俩早已打破君臣之间的界限，改为兄弟相称了）我要离开这里了。真不放心你还留在这里。但我相信你会正确对待这个问题，争取下一批特赦时能有你。我想你的主要问题还是日本老婆问题。日本人为什么要给你找个日本老婆呢？那是让你紧紧地跟着日本帝国主义走。嵯峨浩肯定是个特务，她要千方百计拉着你靠拢日本帝国主义的，所以你必须和嵯峨浩划清界限，和她离婚。即使你将来放了出来，也要和她离婚，以表明你的政治立场是正确的。此次，你没有批准特赦，恐怕主要还是你没有处理好日本老婆问题。
　　“第二，自己这次特赦出去，只剩下孤身一人。妻子死的死，离婚的离婚。我只有紧跟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自己光明的前途。
　　“第三，到社会上去以后，我要凭自己劳动维持生活。过去，当末代皇帝，衣来伸手，饭来张嘴，过的是寄生虫生活。现在通过管理所的劳动锻炼，体质也有所提高，今后我可以凭两只手劳动来养活自己。我要为人民服务。”
　　我听了溥仪的话，心里很激动，很明显，他是有进步了，不枉在管理所改造十年。我说：“我和你一样，特赦出去，也是孤身一人，浩能不能来中国，还不知道。我也必须依靠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另外，我回到社会上，也要凭劳动养活自己，过去的剥削生活是可耻的，我也感谢这几年管理所的劳动锻炼，可以使自己今后能够劳动为生。但是第一个问题实在不能同意，我们虽然靠日本军阀包办完成了这桩政略婚姻，但我俩的感情却是真挚的。浩是反对日本军阀侵略中国的，浩是听我的话的。我如果特赦出来能够和浩重逢的话，我可以影响浩，使她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我俩共同从事中日友好的工作。”
　　我对溥仪的临别赠言，只同意他的后两点，对前一点持保留态度。那天晚上我们兄弟俩一共谈了一个多小时。在我们兄弟之间，这种情况真是少有的。
　　管理所的金源所长已经不当管教科长了，也找我谈话。他主要指出我不要有想不通的地方。溥仪为什么第一批获赦？因为他对日本帝国主义深恶痛绝，他在揭发批判日本帝国主义方面都超过了我们，所以应该先释放他。大家也是有前途的，不过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应该积极争取早日获得特赦。他不谈要我和嵯峨浩划清界限这件事，因为他了解浩的政治态度。
　　第二天，我挥泪送走了溥仪。他由李福生护送到北京，安排他今后的生活。
　　大批日本战犯也是在这时特赦遣返日本的。
　　我在管理所又住了一年。到1960年11月，第二批特赦开始了。我希望能够特赦出去，又怕其中没有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到1960年11 月28日，管理所又召开了“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在会上宣布了十几个特赦人员的名单。我被叫到前面，听法院代表宣读特赦通知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
　　一九六○年度赦字第三十四号
　　遵照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本院对在押的伪满洲国战争罪犯爱新觉罗·溥杰进行了审查。
　　罪犯爱新觉罗·溥杰，男性，五十三岁，满族，北京市人。该犯关押已满十年，在关押期间，经过改造，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我泪流满面，听不清法院代表在读些什么。捧着那张通知书，激动得发抖。我当时语无伦次地讲了几句话，已经记不清讲些什么了，只是觉得：“党呀！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你让我变成一个新的人了。”
　　特赦之后，我要准备回北京了。我恋恋不舍地环视着我在这里住过的监舍，我亲手莳弄过的花草，喂养过的猪崽，还有待我如亲人的管理所的干部。那时金源所长已调到辽宁省公安厅工作。协理员刘凤奎找我谈话，问我到北京居住在哪里。我说就先住在五妹夫万嘉熙家吧！刘协理员亲切地说：“以后有空，欢迎你来这玩玩，这里毕竟是你新生的地方呀！”是的，我不会忘记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临走那一天，当我们这些特赦人员走出大墙门时，很多尚未释放的战犯来送我，向我挥手说：“二老溥，在北京再见吧！”我向送我的刘协理员等一一握手告别，眼泪不觉又流了出来。感谢你们！亲爱的人们！再见吧！

　　五十二 兄妹喜相逢
　　1960年12月6日，我和其他几个获得特赦的人员登上了驶往北京的火车。火车在原野上奔驰着，我的心也奔驰着，恨不得一步就到北京。沿路美丽的风景，看得我心花怒放。12月7日下午，火车到达北京。一出北京车站，宽阔的马路，清洁的街道，两旁的高楼大厦都让我眼花缭乱。路上穿着深蓝色中山装的行人个个显得精神饱满。我禁不住想冲着人们喊一声：“北京，我回来了！”那天，车站上没有来接我的人，因为我事先没有写信告知五妹具体回来的日期，他们只是笼统知道我将于最近回来。抚顺战犯管理所也没有派人护送我回北京。我一出车站，就陷入了汪洋大海般的人群中。屈指算来，我离开北京十六年了，北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确使我难以相认了。我只知道五妹住在西城前井胡同8号，自己坐车到西四，在西四附近转悠了半天，夜里8点多才来到五妹家里，让五妹和老万吃了一惊。但我还是高兴的，我原是北京人，后海一带是我诞生之地。我在这童年经过的地方踯躅徘徊，寻觅旧踪，以一个真正自由人的身分回到了家，该有多高兴呀！老万对我说：“听民政局的同志说，你要回来了，可不知道你今天就来了呀！”我说我心里着急，恨不得一步就赶到家呀！五妹那时在一家小饭铺当出纳，老万自回家后在编译社工作，外甥儿女也都在上学和工作。那一夜我们一家共话家常，畅谈别后情况，一晚上都在欢乐中度过。
　　第二天，老万陪我到派出所报了户口。我们先到载涛七叔家，又去看望了四弟溥任、二妹、三妹、六妹、七妹等。大家见面，都是惊喜交集，爱新觉罗这一家毕竟欢喜地团聚了。看到大哥溥仪则是在稍隔几天之后，那时他在北京植物园工作，离得较远。民政局的干部通知他到五妹家来看我。他见了我，上来叫了我一声：“二弟！”紧紧地拥抱我，就哭了。我也哭着叫他“大哥！”我俩分别一年，欢庆自己的新生，情不自禁地流了热泪。此情此景，在场的弟妹都很感动。
　　12月12日，市民政局通知我搬到崇内旅馆去居住。去年大哥特赦以后也在这里居住过一个时期。我和其他被特赦的人员组织起来参加学习和参观。我们每天有一定时间学习，民政局组织我们参观解放以后的工农业发展情况、名胜古迹和重要建筑物，让我们看到北京市的飞跃发展，了解北京，熟悉生活。
　　五十三 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就在回到北京后的不久，1960年年底以前，市委统战部通知我：周恩来总理要接见溥仪和我兄弟俩。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又高兴又紧张。敬爱的周总理！我虽然没有见过您，但我早就仰慕您。您对慧生上书的指示，您准许我和浩、慧生等通信，已使我感到您是一位杰出的通情达理的完全了解群众心理的国家领导人，我极愿一睹丰采，当面表达我的谢忱以及我今后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心愿，可是我长期在战犯管理所拘禁，没有机会会见国家领导人，真不知见了您该如何说话，我的心有些紧张。这时大哥溥仪告诉我：总理是位极端亲切的人，完全用不着有什么顾虑。他是1959年12月获得特赦回到北京的，当年的12月14 日周总理就接见了首批以他为首的特赦人员11人，谆谆教导他们要站稳民族立场，热爱新中国，还要继续树立和加强劳动观点、集体观点、群众观点等。1960 年1月26日，为了给溥仪商议安排工作，总理又接见了他以及七叔、四弟、二妹、三妹、五妹、六妹、七妹等家属，后来安排大哥在北京植物园工作。那次接见，总理还鼓励他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勉励他要写好《我的前半生》一书。大哥的话使我解除了一些思想顾虑。那天晚上，汽车把我们兄弟俩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我第一次见到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总理确实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在和他接近时不知不觉就解除了紧张的感觉，轻松起来。他先问我在抚顺管理所十一年的生活、学习情况，回到北京后的观感，向我谈到政府实行特赦，是赦人不赦罪。他对溥仪说：“你在清末当过皇帝，这不能归你负责。可是在伪满那一段，那就完全是你的责任了。”然后直截了当地向我提出：“你希望做些什么工作合适？”
　　其实这也是长期盘桓在我心头的一个问题，我今后做些什么工作好呢？我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呢？抚顺战犯管理所的11年生活使我已经树立了一个牢固的念头：我要做一个劳动者。于是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愿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无论工厂或农村，我都愿意去。”
　　总理听了我的话，不觉笑了起来，冲我微笑着说：“你的意见我是理解的，你说说心里话，你到底希望做些什么工作呢？”
　　总理的话似一股暖流传遍了我的全身，我解除了任何顾虑，愿意向这位伟人倾吐我内心的想法。我想我从小熟读古书，喜欢做诗；我还爱好书法，喜欢京剧、相声等文艺。我说：“我想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做些文学和历史研究，或者艺术方面的工作。”
　　总理点了点头说：“还是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好。”他把身子转向溥仪说：“根据你的体会，你说是不是先从事一点轻微的体力劳动，熟悉一些情况好呢？”
　　溥仪说：“是的。我在植物园劳动，深感缩短了我和当前社会的距离。我通过劳动实践，接触到本部门以及社会上的事和人，我就了解了社会，感到祖国的可爱，增强了我作为新中国公民的责任感。”
　　总理表扬溥仪说：“你说得很好。说明你这一时期参加工作，参加劳动，收获是很大的呀！”
　　那天晚上的谈话基本上确定了我的就业方向，我也同意大哥溥仪的意见，参加劳动实践对我来说确也是必要的。几天以后，我就被通知到景山公园管理处工作。开始了我特赦以后的新生活。
　　五十四 园丁一年
　　景山公园，这座始建于明初的皇家园林，对我来说，应该是熟悉的。登上景山最高点万春亭，就可以俯瞰故宫全景。那里是我童年时代伴大哥溥仪读书之地。我俩当初也曾策划从景山脚下的神武门潜逃出国。现在我又回到贴近故宫后门的景山公园，在那里居住和劳动。但我对往昔的生活并不怀念，我盼望着能够适应新社会的新生活，我要作新中国的一个好公民。
　　我是在1961年初来到景山公园的。公园领导亲切地接见了我，安排我居住在公园东门管理处小院的东屋内，和我一起居住的是果树班的两位年轻师傅王瑞志和梁群志。从此我和这两位工人师傅开始了“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生活。我的工作是帮助这两位师傅做些修剪果树的辅助性工作。景山公园的果树行中还间种着蔬菜瓜果，给蔬菜松土、施肥、浇水，也是我的任务。我从没有做过这些体力劳动的活儿，但我却是满怀兴趣地去做。我看见果树开花又结果，果实累累地挂满了树枝；我看见蔬菜从菜秧长大起来，然后拔下送到食堂做成菜肴，我体味到了劳动的光荣。我不会干活，干起活来笨手笨脚，老王和老梁就耐心地教我。我给蔬菜锄土，浇水，弄得满裤子满鞋都是泥和水，浇粪汤时也溅一身粪汤。他们劝我休息休息，并且说改造是长期的，不要太着急了，有时就帮着我干活。我从离开抚顺战犯管理所后还是第一次和工人在一起生活，我深刻地感觉到工人阶级直爽、憨厚、勤劳的品质是我学习的榜样。劳动一天下来，食堂的普通饭菜吃起来也格外香甜。我的体质也逐渐变得强壮起来。
　　我在景山公园劳动了一年。每周都有固定的学习时间，和干部工人一起学习政治。公园的领导还不时问寒问暖，对我十分关怀，我从心里爱上了景山公园。我想就在景山公园干一辈子，我也心甘情愿。但就在这时，1962年2月，组织上将我调离景山公园，准备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专员，从事文史资料的研究工作，并且告诉我，这是周恩来总理的意见。我感谢周恩来总理，我也感谢我特赦出来第一个工作过的地方。我到全国政协工作以后，还经常到景山公园去看望那里的领导和工人师傅。
　　五十五 西花厅的除夕晚餐
　　就在我回到北京参加工作以后，我的家属就在为我酝酿重建家庭。我回来了，浩回来不回来呢？我们夫妻俩该不该团聚呢？大家都认为破镜应该重圆，当年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政略婚姻现在已经完全有了崭新的内容，事实已证明我们夫妻俩的感情是深厚的、纯洁的，在热爱中国和中日友好这个大目标下，我们夫妻俩的感情更加巩固，没有理由再让我们天各一方了。
　　使我难忘的是我最敬爱的周总理也在为我的生活问题操心。溥仪特赦以后，周总理就和他提过物色对象重建家庭。现在他老人家也考虑到我和浩的团聚问题。1961年2月3日，北京市委统战部廖沫沙部长召集我的家属进行座谈，商讨我和浩的团聚问题。座谈会上我的弟妹都主张兄嫂应该团聚。会后润麒和三妹、老万和五妹就来到崇内旅馆我的住地。商量用他们几个人的名义向浩发出一封邀请信，告诉她我已特赦回京，欢迎她回国与我团聚。他们也敦促我向浩写信，诚恳地请她回国。请浩回来，这本来是我心头酝酿已久的宿愿，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朝思暮想的就是我能获释，她能回来，重建家庭，像一个普通老百姓那样地平静地过日子。历史上东汉梁鸿孟光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的故事，多么让我向往呀！我很想重建家庭，但我没有给浩写信。因为在亲属酝酿我俩团聚的问题上，极力持反对意见的是大哥溥仪。他因为仇恨日本帝国主义，对作为日本人的浩极端不信任，总觉得这是日本派来监视他的特务，一直对浩有戒心。我娶了个日本妻子，他认为就是我犯下的天大错误。我理解他这种固执的偏见，但又埋怨他不理解我和浩之间纯正的爱情。他是我的长兄，弟妹们对他都无可奈何，我也惴惴不安，深恐我写信邀请浩回来的事会惹怒大哥。因而不敢轻易写这封邀请信。
　　在这关键时刻，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出头来调解我们之间的矛盾了。1961年2月12日下午，总理请我们爱新觉罗家族到他家中共进晚餐。接到请柬的除我以外还有七叔载涛、大哥溥仪、四弟溥任、二妹韫和和二妹夫郑广元、三妹韫颖和三妹夫郭布罗·润麒、四妹韫娴、五妹韫馨和五妹夫万嘉熙、六妹韫娱和六妹夫王力民、七妹韫欢等人。同时在座的还有中央统战部徐冰副部长、北京市委统战部的廖沫沙部长，还有北京市民政局的干部等。那天是旧历十二月二十七日，快到除夕了，天气晴朗，西花厅里喜气洋洋，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总理和邓颖超大姐一直张罗着招待我们，为我们沏上了芳香四溢的碧螺春茶。
　　总理直截了当地说：“今天请你们来一起过年。另外和你们商量一下溥杰的家庭问题。他出来了，他的夫人还在日本。要不要邀请他的夫人回来一家团聚呢？”
　　大家思想没有准备，一时出现了冷场的情况。我也没有想到总理为这件事把我的家属全都请了来。我望着总理那亲切慈祥的面容，心里直翻腾。我想：总理呀！您对我一个有罪之人如此关怀，叫我怎样报答您呢？总理看见大家不说话，就说：“怎么样？找个年纪大的先说怎样？”他点名要溥仪先说。大哥溥仪果然发表了他不同意浩回来的意见，理由是他痛恨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日本侵略者对他的迫害使他心有余悸，一提起日本人他就害怕。我和浩这桩由日本军国主义者包办的政略婚姻随着日本的战败理所当然应该解体，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
　　“其他人说说吧！”
　　这时四弟溥任说了话：“我欢迎嫂子回来和二哥团聚，他们夫妻俩是有感情的。我们不应该拆散这一对有感情的夫妻。至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我们大家可以帮助嫂子思想进步。”
　　紧跟着发言的是七妹。她不慌不忙地说：“我觉得让嫂子回来没有关系。二哥回来了，应该让嫂子回来和他团聚。夫妻团圆，人之常情嘛！再说日本女子讲究‘从一而终’，我们没有理由不让嫂子回来。至于嫂子是个日本人，对中国的社会生活不适应，我们大家帮助她，她会慢慢适应的。她的思想状况，经过大家帮助，也会进步的。”
　　随着老万、五妹、润麒、三妹、四妹等都发表了赞成浩回来团聚的意见，连年迈的七叔也同意浩回来。这时在一旁听着大家讨论的邓颖超大姐说话了：“肚子饿了吧？吃了饭再说吧！”
　　我们这次集会是下午4：30开始的，现在已经6：00多了。说句实话，肚子确实也饥肠辘辘了。总理也忙着说：“咱们不说了，先吃饭吧！快到除夕了，咱们吃顿饺子过年吧！”
　　我们在一个小饭厅里吃年夜饭。一共摆两桌：总理和邓大姐、载涛叔叔以及我们兄弟们坐一桌；另一桌是徐冰同志、廖沫沙同志以及润麒等人。桌上端上了热气腾腾的饺子，还有很多菜。我记得有一盘蒸得很烂的鸭子。总理和邓大姐不断地为我们夹菜夹饺子。我们还饮酒，饮的是茅台酒。我的弟妹中很多人还是第一次饮茅台酒呢！最后端上的是一锅紫糯米甜粥，这是别人送给总理的好米，总理用来招待我们了。吃饭中间，邓大姐看见润麒那一桌男人多，就说：“你们这桌年轻人多，吃得多，我们这桌来支援你们吧！”说罢就把我们这桌多余的饺子和菜往那桌上端。大家觉得在总理身边吃的这顿年夜饭吃得舒适温暖，真是一生难忘。
　　吃完饭稍事休息，总理又组织我们继续讨论刚才的话题。大家的意见也都是希望浩回来，就连最初不同意浩回国的大哥溥仪，最后也不坚持他的意见了。这时总理说：“请浩回来还是可以的。这么大的一个中国怎么会容不下一个日本女子呢？人是可以转变的嘛！我们把嵯峨浩接回来，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她和溥杰生活得很和谐，建立起一个美好的家庭，这是好事；一个是可能彼此失望，那就让她再回去。她想回日本也可以回去，来去自由嘛！嵯峨浩要是来了，大家要帮助她进步。她是由一个不同的社会制度国家来的，对于我们的社会，不会一下子就理解。大家要耐心地帮助她，不要操之过急，不要有什么顾虑，要多和她接触。”
　　在座的人都一一答应了。总理也觉得很高兴。这次接见一直到下午8：30才结束。大家从西花厅出来，被分头送回自己的家中。我在整个接见过程中，一直没有说话，但心情激动。总理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事务中为我们夫妇俩的团聚而操劳。总理对我的恩德真是比天还高，比海还深。总理对我的恩情我没齿不忘。就在那天晚上，总理亲口嘱咐我写信邀请嵯峨浩回来。我回家后含泪给浩写了封信，我写道：“我们现在有了伟大的共产党，有了恩人周总理，我们可以团聚了。您回来吧！弟妹们在盼着兄嫂团聚，我也在盼我们夫妻重逢。我已经等了十六年，即使等白了头，我也要等你回来，把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重建成一个幸福美满的新家庭。等着您的答复。”
　　我的这封信以及亲属的邀请信，总理都请人带往日本，亲自交给了浩，并征求了浩的意见。实际上，在这以前总理已经派人和浩取得了联系，浩已有充分的归国准备。因此当这两封信到达浩手里以后，浩就整装待发了。
　　五十六 旧时燕子今归来
　　浩是在1961年5月回到中国的。在动身前，我与她通过几次信，告诉她我已做好了一切准备。她回来时，有哪些人要和她一起来，都可以来。浩告诉我除了她和女儿嫮生外，还有岳母嵯峨尚子、她的妹妹町田干子、我当年的同事、日本投降时曾任清东陵守备队的守备人员宫下明治同来。当时中、日还没有建交，从日本到中国来要绕道香港。事后听说，日本人回中国，浩还是第一个。所以他们要办理入境签证，比较费事。他们这一行在香港滞留了一些日子。
　　我和五妹夫万嘉熙在1961年4月26日晚20:30坐火车去广州迎接浩回来。4月28日晚23:00到达广州，住进了爱群大厦。因为浩一时不能回来，在大约半个月的时间里我和老万就在广州等待着，每天有人陪我们参观名胜古迹，看电影。但实在没有心思看下去。我们度日如年似地度过了这十来天。
　　香港报纸报道了浩已抵港的消息。
　　末代皇帝日籍弟妇偕母女 自由过港返北京与夫团聚
　　前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弟妇，溥杰的日籍妻子爱新觉罗·浩（闺名嵯峨浩），昨午奉母携女自东京搭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班机飞来香港，将于今天乘车赴广州，和他丈夫返北京团聚。
　　她看来相当谦厚，谈话时始终保持谦逊甚至拘谨的笑容，语调温柔。她穿着一裳银色绣黑碎花的织锦旗袍，外罩同样的织锦短外套。
　　爱新觉罗·浩说，丈夫和她别后，一直有信给她。她相信他正在广州等候她回来。说到这里，她笑了——这时她笑得不像矜持，显然她心里是甜丝丝的。
　　我终于接到通知，浩一行将于5月12日到达广州。我和老万在指定的时间内到车站去接他们。这是从深圳开往广州的列车。我和老万进月台去迎接，眼看列车到站，慢慢地停下来了，旅客们从车厢下来涌向站台的出口。这时我看见几个妇女正从车厢的梯阶走下来，凭我的直觉，那是浩！没有错，长时期苦难岁月的煎熬，她的额顶也平添了皱纹，她也老了。但我仍然清楚地认出来，这是浩。她身穿黑织锦的旗袍，这是为了表示她要回国做一个中国女人，因而穿了中国旗袍。她手里捧着一只方盒，那一定是慧生的骨灰盒，我感到心里一阵痛楚。我的慧儿，你回来了，可惜我只能见到你的骨灰，再也见不到你那美丽活泼的倩影了。我的心怦怦跳动着，和老万默默地迎上去。浩已经看见我了，她也向我走过来。我俩凝视着，长时期别离后的重逢，本来有千言万语要倾诉，这时却反而说不出话来。还是浩先开口，她欠了欠身，喃喃地说：“我对不起你………”她的喉头像堵住了似的。
　　“你什么也不要说了………”我走上前轻轻地接过那只骨灰盒，把它抱在怀里，就像我当初搂着我那五、六岁的慧儿一样。这时嫮生上来叫了我一声 “爸爸！”她已是个21岁的姑娘。我从她那亭亭玉立的身影上依稀看到了当初那个稚气十足的孩子。看到嫮生，想着慧生，我的心碎了。我招呼了我的岳母、干子夫人和宫下先生，随着人群走出站台。在走向旅馆的马路上，我用一只手抱着慧生的遗骨，另一只手习惯地挽住了浩的臂膀。在日本，当初我和浩结婚时，我们就是这样挽着臂膀走路的，嫮生又紧紧依偎着我们。十六年的岁月是漫长的，但现在当我和浩挽着臂膀一道走路时，我觉得这个漫长的岁月结束了，我们的新生活开始了。我想起了宋人吴文英的《忆旧游》词：
　　葵梦迷烟处，问离巢孤燕，飞过谁家？故人为写深怨，空壁扫秋蛇。
　　我写字时笔锋柔婉飘逸，那实在是在流洒着我那难以摆脱的一腔离愁。现在旧时燕子归来了，我的心里充满了希望，让我们重筑新巢营建新生吧！
　　在广州的第一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纵谈往昔的生活。以往的回忆是辛酸的，我和浩都觉得不堪回首，尤其我想起伪满那一段黑暗的日子，更觉得羞愧难当。我们更多谈的是今后如何从头做起。最高兴的是嫮生，她用年轻姑娘特有的银铃般的声音向我们讲述着她的过去，以及她初到中国时难忘的印象。这声音总使我想起我从前常听到她那清脆的童音。我乘兴吟了一首诗：
　　半生自孽原难活，
　　却渡迷川竟有边。
　　悲喜抱持犹梦寐，
　　瀛溟儿女得团圆。
　　一家话到心头语，
　　大地春来望外天。
　　蚕逮暮僵丝始尽，
　　势将赎报竭余年。
　　我们在广州住了三天。浩到过中国的东北、上海，广州还是初次来。岳母尚子夫人、浩的妹妹干子夫人还是第一次到中国。这里树木葱郁，街道清洁，吸引了这些初来中国的客人。我们游览了越秀公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孙中山纪念堂以及一些古老的寺院，在那里流连忘返，但我们还是急于回到北京去，那里有我们自己的家，新的生活等待着我们。5月15日早晨6:30我们坐火车回来。5月17日早晨8:05到达了北京。
　　五十七 护国寺街52号
　　一出北京车站，我的弟妹几乎全部都来接我们了。浩一眼认出了三妹，高兴地上前握手。她俩在日本时就熟悉得像亲姊妹一样。汽车把我们送往新居，一路上浩注意着金碧辉煌的故都建筑以及大量新盖的高层建筑。她注意到我们这个新国家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汽车在护国寺街52号门前停下。这是我们的新居。这所房子原本是父亲醇亲王的产业，他买了一些小房子分给我们兄弟几人居住。这所房原来就打算分给我的，但我一直没有住过。在我搬进来住之前，是一所工厂使用着。当我们从广州回到北京，很短的时间内，工厂已经迁出，小四合院被油漆一新，安置着沙发、软床等新式家具。当时家庭私用电话还很少，但是我们家按上了电话，连锅碗瓢勺都准备好了。还有一名保姆照顾我们的生活。这一切都使浩惊喜若狂。她问我：谁为我们安排了这样好的居住条件？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告诉了她一个人的名字：“周恩来。”
　　“他那么忙，还能照顾到我们的生活？”
　　“因为我已经获得特赦，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了。”
　　“我们在庭院里种些花和树吧！”浩说。
　　我马上表示同意。我还告诉她，我正在景山公园劳动，种树还算是本行呢？我俩后来确实在小院子里种花植树，把它打扮得像花园一样。浩很满意。
　　我带浩到景山公园去，把她介绍给王师傅。浩对王师傅深深地鞠了个躬，连说“谢谢”。
　　我和浩有时还上街到西四一带购物。有人从浩的举止上发现她像个日本人，注意地看着她。浩总是友好地微笑，甚至不管对方是不是认识她，主动地告诉他们：“我是中国人。”
　　五十八 周总理把浩比作王宝钏
　　浩会见敬爱的周总理的时候终于到来了。
　　1961年6月10日上午11:30到下午4:30之间，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举行招待会招待刚从日本来华的嵯峨尚子、嵯峨浩、町田干子、宫下明治以及我们爱新觉罗家族成员：七叔载涛、溥仪和我、二妹夫妇、三妹夫妇、四弟、四妹、五妹夫妇、六妹夫妇、七妹等人。在座的还有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戏剧家程砚秋的夫人、日本在华人士西园寺公一以及徐冰、廖承志、廖沫沙、童小鹏、罗青长等。
　　我们一家和我的弟妹都在护国寺我的家里等着，大约11时左右，廖沫沙派车来接我们到西花厅去。那天总理很高兴，谈笑风生，谈了好几个问题。我们倾听着总理的谈话，都沉醉在和煦的春风中。
　　总理先从到会的成员谈起，他说：
　　“今天在座的有过去的皇帝、皇族。比如西园寺就是公爵的后代，但他不愿意要这个爵位了。尚子夫人、浩夫人、干子夫人都是侯爵的后代。载涛是贝勒，他是光绪的弟弟、宣统的叔叔。溥仪先生是皇帝，‘满洲国’我们不承认，但宣统我们是承认的。溥杰是皇帝的弟弟，嫮生是日本贵族的外甥女，又是中国皇族的女儿。溥仪、溥杰的弟弟妹妹过去也都是皇族，现在变化了。溥仪先生研究热带植物，还能劳动，自愿参加劳动，对劳动有兴趣。溥杰先生在景山公园研究园艺，半天工作，你还要照顾一下你的家庭。弟弟妹妹的情况，那是你们都知道的了。三妹是东城区的政协委员，我是全国政协的主席，从这一点说，我们还是同事。五妹曾做过服务员，现在做会计，她完全是自我奋斗。四弟溥任在学校教书。六妹是画家，字写得很好，现在是艺术家了。七妹是小学校的教导主任、模范工作者。你们在街上走，谁能认出来是过去的皇族呢？妹夫们也都有了变化。过去这些皇族、官僚、贵族，今天都变化了，当了工人、职员或教员。”
　　总理这么一讲，我们都觉得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发生的变化是多么光荣呀！
　　总理接着又向我们介绍在座的满族知名人士，像老舍先生、程砚秋夫人。总理说程砚秋是中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1957年由他和贺龙元帅介绍他入党，第二年不幸去世。他问浩：“你有听唱片的爱好吗？”
　　浩说：“很喜欢。”
　　总理说：“我可以送几张程砚秋的唱片给你，我很喜欢听他的唱片，睡不好觉时，就听一听。”
　　由这里总理讲起了满族的问题。总理说：“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它做了许多坏事，所以灭亡了。但也做了许多好事：第一件，把中国许多兄弟民族联在一起，把中国的版图确定下来了，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第二件，清朝为了要长期统治，减低了田赋，使农民能够休养生息，增加了人口，发展到四万万人，给现在的六亿五千万人口打下了基础。第三件，清朝同时采用满文和汉文，使两种文化逐渐融合接近，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清朝虽然曾使中国一度强盛，但最终还是衰败了，这应由清朝的皇帝和少数贵族负责，满族人民是不用负责的，他们也同样受到灾难。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是对的。溥仪先生当时才几岁，他也不能负责。载涛先生当时是大臣，要负一部分责任。至于满洲国时代，溥仪、溥杰都应该负责，当然更大的责任应由日本军国主义来负。”
　　说到这里，我和溥仪都不停点头，我们哪能忘记我们自己应负的罪责呢？
　　总理又往下说：“现在的问题，是要恢复满族应有的地位。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府歧视满族，满人不敢承认自己是满族，几乎完全和汉人同化了，也分不清了。民族将来是要互相同化的，这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但不能歧视，不能强制。因此现在还要把满族恢复起来，事实上1949年以后已开始这样做了。”
　　说到这里，我和溥仪都感激地点头。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给了我们满族新生命，使满族能够在民族团结的大家庭里有一席之地。
　　因为我和浩在座，浩又是刚从日本回国，在这之前曾经有过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总理专门就此谈了谈：“战争结束，伪满洲国崩溃之际，我们曾下达命令，找到在东北的爱新觉罗家族，要加以妥善保护。但命令好像没有贯彻到基层，让你们受苦了。现在溥杰和浩夫人已经团聚了。当初王宝钏等薛平贵等了十八年，浩夫人也含辛茹苦地苦守寒窑十六年，你们比他们还差两年呢！不过王宝钏等薛平贵是为了让薛平贵做皇帝，现在浩夫人等溥杰，是为了让溥杰做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荣公民。浩夫人是日本人，同中国人结了婚，现在已经是中国人了。我欢迎你做中国人，参加中国的社会活动。
　　“我讲的这样多，浩夫人还要再看一看，看一年、三年、五年、十年，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哪一年觉得不适宜了，什么时候都可以回去。如果回到日本，比较一下，觉得中国好，还可以再来。来去自由，我可以保证，我可以签字，我相信你不会要我签字的。”
　　总理愈说愈高兴，还和我们谈起了我们的两个女儿。他见过慧生写给他的信，他说他喜欢慧生那样勇敢的孩子，年轻人是需要勇气的，他希望我们能送给他一张慧生的照片。至于嫮生，看来他已经知道嫮生并不想留在北京，因为她从小是在姥姥家长大的，浩希望嫮生留在北京，嫮生不愿意。我们家庭内部正在发生矛盾。于是总理说：
　　“嫮生愿意回去，可以让她回去，不要勉强她留下。青年人变化多，以后想来，随时都可以申请护照。如果不来中国，同日本人结婚，又有什么不好？唐太宗把公主嫁给西藏王，汉藏通婚。嵯峨家把女儿嫁给爱新觉罗家。爱新觉罗家的女儿又嫁给日本人，有什么不好呢？”
　　总理的一席话使正在踌躇的嫮生十分感动。总理已经讲了很长时间的话，我们也该吃饭了。那天摆了三桌，总理谈笑风生，席间愉快地和来宾一一交谈着。我记得丰盛的午餐中有一碟清蒸鲥鱼，我特别告诉浩，这是中国一道名菜，它的鱼鳞可以食用，味道有如日本的鲷鱼。使我难忘的是以总理为首的首长都来为我们的新生活祝福。我和浩一一感谢首长的关怀。
　　饭后总理又向浩表示了她和中国人结婚，今天又到中国来，这就是中日友好的象征。中日两国有近两千年的来往，我们应该努力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恢复邦交，发展中日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总理特别担心浩不习惯于中国的生活。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处于困难时期，生活水平比较低。浩对总理对她的爱护关怀，都铭记在心，表示终身要为中日友好事业努力。我们临告别时，总理亲切地对嫮生说：“我刚才对你说的话，你有什么意见？”
　　嫮生满含着泪水，对总理鞠了个躬说：“我从心里尊敬您。”
　　过了两天，总理又请浩和尚子夫人等日本朋友一起观赏了京剧《杨门女将》。总理意味深长地对我岳母说：“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两国人民要将五十年来的不愉快的事情消除掉。”
　　几天后，尚子夫人、干子夫人等到外地参观游览。回日本前，嫮生特地买了幅周总理的丝绣像，带回去留作珍贵的纪念。
　　从此以后，我和浩过着美满的家庭生活。我下班后就和浩种花莳竹，听收音机，读报议政，品茶尝菜。对我们这样过尽离乱生活的人来说，这重建的家庭是多么温馨可爱呀！常到我家来的是大哥溥仪。我们都尊敬大哥。他爱吃用鸡蛋面粉裹着炸的紫苏叶子。浩特地在院里种上一小块紫苏，长好后做成菜给大哥吃。大哥也觉得浩体贴人，逐渐改变了过去的看法。
　　五十九 文史专员工作
　　2月28日，中央统战部召集一、二批特赦人员开会，李维汉部长亲自宣布了周恩来总理的决定：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郑庭笈等六人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文史专员办公室在全国政协后院靠东边的两间大屋子里。当时的政协副秘书长申伯纯兼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副主任，领导文史专员的工作。1962年5月，我和沈醉、范汉杰等第二批特赦战犯六人也被通知到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专员，两批专员共十二人。又隔一年，第三批特赦人员廖耀湘、杜建时、康泽也当了文史专员。在这些文史专员中有两个姓杜的和两个溥，为了称呼方便起见，大家叫杜聿明为大杜，杜建时为二杜；叫大哥为大溥，我为二溥。文史专员的工资为100元，在当时物价还很低廉的情况下，这是个不低的数字。对我来说，尤其显得优越一些，因为浩回国以后，也享受和我一样的待遇，国家还为我俩出资雇了个保姆。我生活优越，深感国家的恩泽，但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教育却使我永世不忘，我决不敢追求享受，永远保持勤俭朴素的作风是我得到改造的标志。
　　申伯纯主任将文史专员分成政治组、北洋组、军事组等小组，我和大哥溥仪、董益三分配到北洋组，组长是政协常委阎宝航。文史专员的工作是撰写自己的回忆录，即亲历、亲见、亲闻的资料，同时要审阅一些稿件。那时全国各地投向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稿件很多，都是由我们这些专员审阅。我们阅稿后先确定稿件的价值，能不能刊入《文史资料选辑》？稿件内容有哪些差错？哪些稿件是酌发纸笔费留存起来？纸笔费发多少？我们都要在稿件上详细地写个意见。由于我们在旧社会都有特殊的经历，一般说来，都能胜任评阅稿件的工作。至于写自己的回忆录，我们这些人的经历确也可以写出有价值的史料。记得杜聿明写的《淮海战役亲历记》，连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看了都点头称赞写得好。大哥溥仪主要在李文达协助下撰写《我的前半生》，后来出版后在国内外博得好评。至于我的《自传》，因为事务拖累，一直迟到现在，才写成初稿。
　　文史专员要参加政治学习，当第一批六个专员的时候，他们并入政协委员的直属组学习。后来我们第二批六个专员加入，就直接成立一个学习小组，由申伯纯领导，宋希濂、王耀武两人轮流掌握会场，我和沈醉、董益三轮流担任记录。学习小组讨论文件时发言热烈，勇于暴露思想、联系实际，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我觉得那一段政协领导下的学习生活对我帮助很大，弄清楚很多问题，确实提高了思想认识。我和溥仪发言一向比较谨慎，事先都写好了发言提纲，照着提纲说，有些重要的问题甚至写好稿子，一字不差地念。在长时期的学习中，我发现大哥通过抚顺长期的改造以及这一阶段的工作实践，他的思想确实有不少提高。例如有一次我们讨论像我们这样特赦的人该向什么人学习。有人提出我们这些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只能向资产阶级左派学习，按着他们的脚步走，我们就能前进。沈醉不同意这些意见，认为我们应该向无产阶级学习，才能逐步改变过去的立场观点，最重要的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向无产阶级学习，“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向资产阶级左派学习，那就“取法乎中，仅得其下”了。沈醉的发言惹起不少人的反对。有人说，向无产阶级学习，这个标准太高了。我们怎么能有资格来向无产阶级学习呢？面对着这场争论，我不知该如何发言，自问出身皇室贵胄，我能向无产阶级学习吗？正在迷惘时，大哥溥仪却发言了，他说：“我认为，学雷锋并不是高不可攀，不能学习。雷锋只是在一些很平凡的事情上先人后己，并尽力去帮助别人，不求报答，甚至不肯留姓名。有些事我们大家都可以和雷锋一样去做………”他还举出像上下车帮人提提行李，照顾一下老弱病残，这些事我们也许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做到，不过像雷锋一样饿着肚子和冒着大雨送病人回家等，我们的体力就不行了，不是不肯去学，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溥仪的发言让我心服，我觉得他确实比我学得好，像他这样的人能够针对当时一些重大问题发表一些比较成熟而中肯的意见，那是不容易的。相形之下，我思想拘谨，没有他学习得好。事实证明，后来他对待街坊邻里、孤寡老人确也能恭恭敬敬，谦虚谨慎，没有过去当皇帝的架子，他也是在力求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言行一致。
　　文史专员上班后，也排班值日，要打扫屋子和灌开水。我们哥俩排在一班，我俩都觉得很合适。大哥那时就住在全国政协机关内，离得近，轮到值日，他总是先去收拾屋子，用湿布擦抹办公桌，等到我从护国寺赶到时，往往他已经擦完桌子，该我做的事，就是提着暖壶去开水房打开水了。
　　文史专员这项工作，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的，我觉得很光荣。我在从事这项工作的过程中，也觉得回顾历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我个人来说，永远不忘记历史教训，以新的生命去从事对新中国有益的工作，就是我的崇高使命。后来我当了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委员，有很多新的工作要做，但我的本职工作还是文史专员。我常对别人说：“这是周总理派给我的工作，我要好好去做。”
　　六十 漫游大江南北
　　1963年11月10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设宴招待在京特赦的第一、二、三批人员及其妻子。饭后，总理宣布了一件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即明年春暖花开以后，所有在京特赦人员可以携带家属先去东南、后去西北参观游览一次，看看祖国大好河山的新面貌。最后，总理和大家合影留念。那时大哥溥仪已和李淑贤女士在1962年4月30日结婚，溥仪夫妇以及我们夫妇站在最前排。我一直珍藏着这张照片，作为珍贵的纪念。
　　会后，浩一直以欣喜的心情等待着这次游览。她说：“中国地大物博，可我自回到中国后，很多地方还没有去过呢？”1964年3月10日，我们这些人由北京乘火车出发，先到南京，然后沿沪宁线去上海。每名专员可以带妻子，没有妻子而需人照顾的可以带一名子侄作陪，每人还发200元零用钱。我们这个团命名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参观团”，政协指定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此生带队，随行还有工作人员多名及医生一名。
　　我们去南京、无锡、苏州，所到之处政协组织都热情接待，食宿安排得很周到。在苏州，我和浩都被玲珑秀丽的园林景色迷住了，浩对苏州市政协的领导人说：“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常说一句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今日一见，真是名不虚传。”我们离开苏州到上海，又到杭州，杭州西湖风光又使我们流连忘返。我们在花港观鱼，龙井喝茶，岳庙谒坟，到“柳浪闻莺”公园散步时，意外地发现那儿有一块乾隆御笔亲题“柳浪闻莺”四个字的石碑，我和溥仪都恋恋不舍地在那里徘徊蹀躞，用手摸了又摸。清王朝已经结束了，但是人们仍然正确地评价乾隆皇帝的功绩，也妥善地保护着有关他的文物。我俩很受感动。从杭州，我们又溯富春江而上，参观了新建的新安江水电站，由那里又到世界闻名的黄山风景区。爬山的那一天下起小雨，我们夫妇俩爬了半天才到半山寺，下午费了很大劲才到文殊院。我们夫妇和杜聿明、宋希濂等被劝阻不再登山。有句俗话：“不到文殊院，黄山未见面。”我们已经到了文殊院，也算是看到黄山了。离开黄山，我们乘浙赣铁路火车，于4月18日抵达南昌，我们参观了“八一”起义纪念馆等处，然后又到井岗山瞻仰革命圣地。因为参观团成员很多是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当年他们率领了装备精良的军队几次攻打井岗山，都铩羽而归。今天却坐了汽车被请上井岗山，被安置在精致的宾馆里。大家畅谈感想时，我不禁脱口说出：“这不正说明了共产党人心胸伟大，不念旧恶的崇高表现吗？”大哥在旁也说：“杰二弟说得对！杰二弟说得对！”
　　我们由井岗山回到南昌，又乘火车去长沙。到了湖南，大家自然想早点去瞻仰毛主席的故居和刘少奇主席的故居。4月19日，我们坐车来到宁乡花明楼，参观了刘少奇主席的故居。然后到韶山，没有吃饭就急着去参观毛主席故居。毛主席诞生的那张木床，用绳子拦着，不让人靠近的。在大哥溥仪的要求下，故居管理人员解开了那条绳子。我们大家走上前去，在那张床上摸了一遍又一遍，久久不愿意离开。我们这种心情，别人不易理解，只有我们这些获得新生的人，饮水思源，感谢给了我们新生命的人才会有呀！第二天，我们又回到长沙，游览毛主席青年时代游憩过的桔子洲、爱晚亭。浩诗兴大发，拿出随身携带的毛主席诗词吟诵起来。
　　4月22日，我们从长沙坐火车到武汉，游东湖，参观长江大桥。4月27日，我们又登上北上的火车，从武汉回到北京。
　　回来以后，稍事休息。8月4日，我们这一行又整队出发，前往西安。这时领队换了吴敢群，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也有所调整。
　　8月4日，我们到了西安，参观了碑林。我这个喜欢书法的人，在碑林看了又看，舍不得走。8月6日，我们由西安去延安，去杨家岭和枣园，瞻仰毛主席的故居。在延安，为了满足我们的要求，政协领导安排我们住了一次设备较好的窑洞。我对浩说，浩归来后周恩来总理曾经对她讲过王宝钏的故事，说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浩等我也等了十六年，和王宝钏差不多。这个寒窑就是现在我们住的窑洞。不过现在的窑洞比王宝钏那时的窑洞要强多了。由延安我们又去临潼，在杨贵妃洗过澡的“贵妃池”内洗了澡，又回到西安，参观了八路军办事处。然后我们去洛阳，参观了龙门石窟、白马寺、关林。最使浩感兴趣的是洛阳桥附近的白居易墓，因为浩喜欢中国文学，读过白居易的诗，她就格外喜欢这个肃穆雅致的古墓。离开洛阳，我们到了郑州，又从那里返回北京，正好是国庆十五周年的前夕，我们参加了庆祝国庆的游行观礼活动。
　　漫游大江南北，一共两次，计时约100天。参观结果确实使我们大开眼界，亲眼目睹了祖国的大好形势，从心眼里拥护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在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当地政府、政协的隆重接待，有的地方还专门从外地抽调高级名厨来为我们做饭。我后来听说有些地方的群众有意见，认为对我们这样罪恶深重的人不值得这样招待。领导就对他们耐心解释，说像我们这样的人能够接受改造，愿意跟着共产党走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将来对祖国的统一大业还要发挥作用，所以应该很好招待我们这些人。我听到这些情况后明知这是周恩来总理的意图，在目前群众生活水平尚低的情况下，把过多的钱用在我们身上，难怪群众会有意见。如果不是周总理的亲自安排，别人是不会这样热情接待我们的。我自己从这次旅行中想到领导愈是关怀我们，我们愈是要有自知之明，不能搞特殊化，要学习劳动人民艰苦朴素的作风，以便劳动人民能够逐步改变对我们的看法，这是我应该身体力行的。
　　此次漫游大江南北归来，我沿路做了一些诗，后来辑入《溥杰诗词选》一书。
　　六十一 在大灾难的日子里
　　正当我和浩安居乐业，我在文史专员的岗位上努力工作的时候，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降临了。像疾风骤雨一样，我们被停止办公，所有稿件都被查封了。我们必须每天参加揭发批判的活动，而这些揭发批判又往往都是要接触到自己的。第一个批判的对象是“三家村”成员廖沫沙。他的罪名之一就是包庇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我们是他手下的残兵败将，必须揭发廖沫沙是如何纵容牛鬼蛇神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我们不过是特赦之后才认识廖沫沙的，廖沫沙以统战部长身分来指导我们学习时，也不过开头讲几句话，此外再也没有什么个别接触，叫我们揭发什么呢？第二个批判的对象是政协副秘书长申伯纯。他的罪行之一也是利用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在《文史资料选辑》上撰写大量大毒草，企图推翻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对这一点我们更是无话可说，不知道我们秉笔直书而且无情地揭露旧社会的史料怎么会是“大毒草”呢？所以一开头，我们揭发不出什么有分量的材料，我们只能套着文件说空话，应付差事。当时，最不能适应这种环境的是溥仪。有一次，我们正在阅读新发下来揭发和批判《三家村》的文件，他迟到了，一进专员室的门就哭着说：“我在路上看到廖部长被人捆绑在卡车上游行。他是个好人，我真想把他从车上扶下来，替他解开绑。但车开得快，我跟不上，我只能叫几声……”他哭得说不下去了。我们都被他那真诚的态度所感动，也为他那直率的态度而担忧。掌握会的王耀武很勉强地劝他不要太激动，要相信党和政府。溥仪表示他相信廖沫沙是没有罪的，因为他接触过廖沫沙，他相信廖沫沙是个好人。到8月底，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被勒令解散。我们这些被周总理任命为文史专员的人一律免职，停止学习，不管老、弱、病、残都去参加体力劳动。工资也减发，我每月由100元减为70元。天晓得造反派居然也知道对我们“区别对待”，在劳动时，溥仪和我、杜聿明、宋希濂四人可以干些轻活；对有些人则存心要他们干累活，像康泽就得干他力所不能及的活儿，因为他是“特务头子”。我还很荣幸被造反派挑中，除了打扫厕所外，还用毛笔给厕所重新书写牌子。这种情况很快被周总理知道了。听说他很生气，下令不许扣发我们的工资，于是我们很快就恢复了原来的工资。在我参加劳动的期间，我们护国寺街的家也受到了这场暴风雨的冲击。一天一群“红卫兵”学生冲进我们的家，那天正好我也在家。这群学生冲我们高呼口号：
　　“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站出来！”
　　“伪满皇帝的弟弟，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赶快低头认罪！”
　　我懵然了。按过去说法，这几顶帽子扣在我的头上也可以，可我的特赦证书上明明写明“确实改恶从善”，我是改邪归正了的呀！而且我正在努力工作，将功补过，怎么老算旧帐，抓住辫子不放呢？我个人受攻击无所谓，但是党的改造政策不能否定呀！我想着想着，这帮学生动手了。他们冲进厨房，看到厨房里摆着贴着日本商标的酱油瓶子、醋瓶子，就立刻砸个稀巴烂。在这种情况下，浩吓得缩成一团，不敢动弹。我知道这决不是中央的政策，我忽然上来一股勇气，冲着这伙学生，大喝一声：“谁在耍野蛮！你们有什么理由，得到谁的允许，跑到这里来胡闹？”
　　我看不见自己的样子，也许当时也是气势汹汹的。我这副样子，居然把学生镇住了。他们在刹那间不知所措，停下手来，互相顾盼起来。为首的那个学生说：“你是汉奸，你罪大恶极，……”但已经没有刚才那股气焰了。
　　另一人说：“你不认罪，我们誓不罢休！”
　　他们互相商量了一下，决定撤走。临走时虚张声势地对我们说：“明天我们再来，我们跟你没有完！”
　　学生走后，我们看着满地的玻璃碎片和酱油汤，真是感到迷惘。这就是造反！在那满天乌云的日子里，我们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该怎样过。我们只有插上大门，关了灯，在黑暗中躲藏着，等待着厄运的到来。第二天，果然这帮学生又来了，在门外叫嚣了一阵：“汉奸特务滚出来！”
　　他们砸了一通门，没砸开，走了。
　　就在这时，周恩来总理不知从什么地方得到了消息，派人保护了我们，学生再也不来骚扰我们家了。在关键时刻，总是周总理拯救我们。
　　周总理也同样保护了溥仪，使他免于抄家挨斗。但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大哥毕竟还是死在这场浩劫中。1965年大哥已查出得了肾癌，6月7日做了左肾及输尿管的切除手术。住院期间每天由我和老万为他送报及信件；出院以后，政协领导一再嘱咐他休息，不要工作。但他闲不住，很快和我制订了审查清史稿件的计划。以后，他的肾癌扩散，需要住院治疗。本来文史专员看病享受高级干部待遇，可以得到一些优待，此时完全取消了，而且挂号时还要审查你的出身成分。像我们这些人不但看不上病，而且被认为“死一个，少一个，回去等死好。”沈醉看不惯这些，为大哥的病担忧，他找到政协领导，一直反映到周总理那里。总理让中央统战部平杰三副部长立即召集名医抢救溥仪的生命。当时天下大乱，中央统战部的几位部长以及申伯纯等都被押上街头游斗。大哥听说后痛哭失声，他问：“究竟为什么要弄成这个样子？好端端的一个国家弄成这个样子，这是谁的主意呀！”重病缠身的大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还惦记着国家的兴亡，这是难能可贵的。对溥仪的疾病，总理虽然作了指示，但医院不愿收留他，即使住了院，也不认真治疗，几进几出，他的病变得更严重了。到1967年10月初，大哥因为癌细胞扩散，痛得在床上打滚。大嫂李淑贤急得没有办法，又跑到政协请求，最后又是周总理下令，人民医院才接收了他。但他的尿毒症已经病入膏肓，无法挽救。到1967年10月17日凌晨2:30，他终于走完人生的道路，与世长辞。终年60岁。我是在他临终前两分钟赶到医院的，亲眼看他不甘心地闭上了眼睛。
　　六十二 旧地重游访日本
　　“文化大革命”临结束前两年，对外活动有些放松，加以当时中日已经复交，1975年我被周恩来总理批准，和浩一道访问了日本。这几年内，我的岳父嵯峨实胜、岳母尚子夫人都已病故。我想念当年待我如亲子女般的老人，我的女儿嫮生住在日本，我也怀念同窗旧友，所以很愿意旧地重游。1980年，我又赴日本访问。1981年我参加中日友好第二次访问团赴日本访问。此后，1988年、1990年、1992年我都访问过日本。
　　第一次访日的时候，我虽然很高兴，但是远离日本很久，旧地重游，碰到很多亲友，我该如何说话呢？感到心中没有底。我向全国政协的领导请示，希望他们为我作些指示。领导说没有什么好说的，相信你会处理好这些问题的！于是我就为自己归纳了两条主意：1．我此次来日本，只是个人探亲，没有别的政治任务。2．我来日本，是为了增加中日两国的友好亲善，不作任何批评，不发表任何议论。我想这样说话总比较圆满吧！
　　一下飞机，我首先看到伪满洲国的旧军人组织“兰星会”打着大旗来欢迎我。这些都是我从前在伪满洲国的伙伴，我很高兴地会见他们。我和他们一一握手。记者拥上来问我：“请您谈谈您此次访日的感想吧！”很多话筒一直伸到我的嘴边。
　　我想这好说，我就模仿溥仪的说法。溥仪特赦以后，常常对采访他的记者说：“过去的溥仪已经死了，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个新生的溥仪。”我也说： “过去的溥杰已经死掉了，现在的溥杰是获得了真正生命的新溥杰。我此次来日本访问，是为了看望我的亲人和朋友，谢谢诸位的盛情美意！”
　　大家觉得我的回答既得体又新颖。
　　我在东京安排好时间看望我们的亲戚和朋友，一般不认识的人就没有什么来往。西园寺公一先生专门替我安排了看望日本天皇的时间。记者知道了这个消息，就来采访我。记者问：“您这次拜访天皇，有什么任务？”
　　我说：“我什么任务也没有，就是看望一下，表示敬意。”
　　“是不是所有华族，您都要去拜访？”
　　“不是的。我只拜访我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就不去了。”
　　聪明的记者真是步步进逼，他们总以为我此来必定有某种政治任务，总想套出些材料来，其实我确是私人访问，没有政治任务，而且我事先已经有了应付记者的思想准备，他们没有从我嘴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有一次，一个旅日华侨的组织请我吃饭，席间他们要我讲几句话。我望着眼前那些熟悉的祖国同胞的面孔，不禁激动起来。我说：“我对日本并不陌生，三十多年前我来过这里。那时我是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弟弟，又是日本嵯峨实胜前侯爵家的长婿。我到这里来人家对我很客气。可是当时伪满洲国是日本一手制造的殖民地，我也不过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多年培养的傀儡，所以我见了日本人总觉得自己比人低一头，总觉得是殖民地奴才来朝拜宗主国。这次我重访日本，就觉得不是这样，我是新中国的主人翁，尽管我以个人资格探亲访友，在日本朝野人士的眼中，我仍是十亿人民泱泱大国的代表，所以对我刮目相看。我自己也觉得走起路来挺胸凸肚，往日那种自卑感一扫而光了。”
　　我的话讲完后，旅日华侨中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他们完全同意我的讲话。有的侨胞还流下了热泪。
　　战后日本经过几年奋斗，经济获得了很大发展，到处高楼林立，汽车成龙。有人问起我访日观感，我总说：“日本变得很可爱，但我的祖国更可爱！”
　　记得1975年初访日本，有些日本朋友出于好意地对我说：“像您这样的人在那里恐怕没有个人自由可言吧？您今后还是在日本长住吧！我们可以帮您的忙。”
　　我听了总是微微一笑，说：“谢谢您的好意。请你们想一想，像我这样的人，今天能在这里见到您，没有自由能行吗？我也希望你们能到中国去看一看，我在那里等着你们。”
　　他们听了，都说：“我明白了。”
　　有一个时期，日本还流传着“溥杰在中国生活潦倒”的谣言，于是先后有三个人赠给我巨额日元，有的人甚至不留姓名，把钱放在我的寓所，我都打听清楚后把钱还给他们，并且说明我生活很好，欢迎他们到中国作客。
　　我的亲身经历使我觉得中日两国人民一衣带水，有着深厚的骨肉之情，我们要珍惜中日两国人民这种世世代代一脉相传的友情，决不允许军国主义者破坏这种永恒的友谊。1980年我访问日本时，会见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47期同学杉木，我们握手言欢，回首往事，共话沧桑，恍如隔世。当年我们这个中队的同学，如今尚健在的只有杉木、船木繁、我和润麒、张挺等几个人了，其余的同学有的死亡，有的下落不明。有的同学已经死于那场令人痛心的中日战争中。为了使历史不再重演，我赋了一首诗：
　　庚申再作蓬瀛客，
　　譬彼忘羊固有因。
　　欲为子孙筹大计，
　　自应世代结芳邻。
　　关山戎马浑如梦，
　　书剑芸*分外亲。
　　伏枥敢忘千里志，
　　还需我辈识途人。
　　我们都相互表示了愿为中日友好竭尽绵力的决心。那一年我还应日本在乡军人“借行社”的邀请，参加了他们组织的集会。我在会上说：“‘偕行’这两个字是取自中国《诗经·秦风》的‘与子偕行’句，意指在春秋争霸的混乱时代，人们要团结相处。我们不能把‘偕行’只看作中国春秋争霸的‘偕行’，更不能看作对外侵略时日本军队的‘偕行’。我们的‘偕行社’，要把‘偕行’作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封建主义的‘偕行’！”大家都拍手叫好，觉得我把“偕行”两字解释出了新意。
　　1988年日本的伪满洲国旧军人组织“兰星会”招待了我。我说伪满洲国已经结束了，现在新中国如旭日东升，光芒万丈，欢迎你们到新中国去看看。1988年2月7日我在日本竹内旅馆会见了日本国会议员山口淑子。50年前她在中国的名字叫李香兰，是伪满洲国颇有名气的电影演员和歌星，我们那时常有来往。如今相见，都已白发苍苍。我说：“以往的中日战争，对中日两国都带来了灾难。”山口淑子也说战争对两国都带来了不幸，但她在战后曾三次访华，高兴地看到新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祝福中日两国在和平环境中和睦相处，永远友好下去。
　　1975年我们访问日本时，嫮生已经与福永健治结婚。福永是个健壮的小伙子，正在经营一家工厂。他们现在已经有了五个孩子。那一年访日时正好第四个外孙出生，我为孩子起名“浩伸”，就是中日联谊之意。我还高兴地写了一首诗：
　　七绝
　　一九七五年仲春重访扶桑，爰录喜闻浩伸外孙生诗，以示健治吾婿、嫮生吾女。
　　一姐二兄宜父母，
　　更欣回索庆男生。
　　谊联中日宜名浩，
　　喜志吾心此日情。
　　1975年我们第一次重访日本回国时，浩向我说，为了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表示敬意，她和嫮生商量，一定要送给周总理一点礼物。我们知道总理不会收受贵重的礼物，只置了一扇日本小屏风和一束新鲜的玉兰花。回到北京，总理正因病重住院，我们立刻把礼物送到医院。总理办公室的同志告诉我，他只收下玉兰花，以表心意，屏风退回，请我们自用。总理廉洁之风，于此可见。但不幸第二年春（1976年）总理终因操劳过度，病重逝世。我和浩从新闻广播中听到噩耗后痛哭失声，全家都处在极度悲痛的气氛中。总理不但赢得了我这个曾当过战犯的人的心，而且使浩这样出身异国的女子也把总理视作再生父母。从此我们家中一直挂着总理的遗像。我在遗像下面写了“音容宛在”四字。面对着总理慈祥的遗像，我们相约，中日友好是总理一再要求我们做好的工作，我们一定要努力从事这项事业，以告慰总理在天之灵。
　　六十三 污水归大海
　　在这几年出访日本以及在家接待大量外国通讯社记者采访的过程中，常有记者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是怎样接受共产党洗脑筋的？”
　　我听了总是要笑，我说没有洗脑筋的事，准确地说，只能说“感化”。我在战犯管理所中，从没有人打骂过我，连大声呵斥都没有。我的头脑已经顽固得像一块冰坨，共产党的谆谆教导像温暖的阳光，终于把我这冰坨融化了。一次在日本，有一位记者和我谈起天皇制度，问我：“你见过新天皇吗？”
　　我说：“见过，他是个很开明的人，与过去的天皇不太一样。”
　　又谈到皇太子浩宫刚从英国留学回来，我说：“从昭和、明仁以及浩宫三人的关系来看，日本皇室正在发生变化，与民众的距离愈来愈缩短了。天皇是个象征，民众对天皇的看法正在不断地改进。”
　　记者就问到我对日本天皇制的看法，我说这是日本国自己的问题，我不好说什么。记者却由此问到我对清朝的看法。我说：“历史是在前进，清王朝已经完结了。我们只能迎着历史的潮流前进，绝不能开倒车。如果我想要恢复清朝的话，一定要受到群众的反对。我绝没有这个想法。我和溥仪都是一点污水，本来早就应被晒干了，但是我们却溶入十亿人民的汪洋大海，成为它的一部分。”
　　我说这话时按捺不住新生后的兴奋心情。那位记者赶紧把我的话记在采访本上。后来我在接待国内很多报纸刊物记者采访时，也常常说这句话。我自己觉得我虽是皇室贵胄，却也是个废弃的旧物，不过是一滴污水，共产党把我改造好了，使我成为人民群众的一分子，而且尽量发挥我的作用，虽然只是大海洋中一滴水珠，渺小不足道，但已是一滴新鲜活泼有用的水，这是我应该引为自豪的。
　　六十四 “我的浩！我的浩！……”
　　浩回来以后，我们一起相伴着，过着宁静的生活。常有记者问起我和浩怎样在一起生活的。我踌躇了一会儿，就告诉他“相依为命”这句常用的成语。的确，晋代李密《陈情表》中形容他和祖母的生活状况也很能说明我们夫妻俩今日的状况。不久，疾病终于破坏了我和浩的平稳生活。
　　浩得了肾病，并且逐渐恶化。1980年春，我和浩第二次访日时，她在飞机上就感到不适，一下飞机，我把她送到东大医院。医院检查后认为需要紧急治疗，不然肾脏病引起心脏病并发，会有危险的。要做透析，一周透析三次，对浩来说，这就是沉重的负担了。感谢皇太子（现明仁天皇）夫妇亲自持花来医院慰问。浩得到安慰，病也好得快一些，到4月中旬就逐渐稳定了。浩回到中国后，在北京友谊医院治病，大约每隔一天就要透析一次。浩有时还要回到日本，那时北京和成田之间有直航班机往返，两国医院可以互调病历和检查资料，密切配合为浩治病。浩无论在日本或中国，都可以安心治病，当然在友谊医院治疗的时间要多些。到1987年，浩的病愈来愈重了。她两肾功能亏损，长期住在医院里，医院甚至为她配备了人工肾。我几乎每天都在医院陪着她，我不能离开她。夜阑人静的时候，浩拉着我的手说：“我有一句话和你说：我死以后，我的骨灰一半留在婆家——中国，一半送回娘家——日本，让我和我的慧儿在一起吧！”我不等她说完已经泪如雨下，我说：“浩，你会好的，我要想尽一切办法治好你的病。”但我已经预感到她好像要离我而去了。1980年我和浩回到日本曾经到京都二尊院——慧生长眠的地方去看望过我们的女儿。本来1961年浩回到中国时已经把慧生的遗骨带回来，慧生生前曾经以自己是醇亲王家的后代而自豪，我想把她的骨灰安葬在我家的墓地里。但是十年动乱的教训使我提心吊胆，我不能让慧儿再经受可怕的折磨，她的遗骨必须安放在一个宁静、安全的地方。于是我们又把慧儿遗骨的一部分带回日本葬在二尊院。外祖父、外祖母非常疼爱慧儿这第一个外孙女，慧儿也喜欢疼爱她的外祖父、外祖母，还是让他们在一起作伴吧！
　　当我扶着当时已经有了肾病的浩走上墓地的台阶时，我发觉她在颤抖。当我们走到慧儿的墓前，我俩双手合掌，闭上双目，我流泪了，我发现浩已经泣不成声。她想念的慧儿当是个19岁的苗条的带有忧郁感的少女，而我印象中的慧儿还是那个拉着手提琴，年方6岁的天真烂漫的小女孩，然而她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三年了。如果她要活到今天，也已是40多岁的妇女了。这几年来我的内弟嵯峨公元在大阪市下关修建了中山神社，把中山宗光家的祖先遗骨移到这里，在中山神社里又修建了爱新觉罗社，宽有2米，深1.6米，慧儿的遗骨也从二尊院移到这里。中山神社面向着京都天皇所在地，中山家本来就是捍卫天皇的勇士；爱新觉罗社又面向着北京，那里也是离北京最近的地方。因为爱新觉罗·慧生是中国人啊！她的父母还在中国啊！
　　浩毕竟离开我走了，那是个宁静的清晨。1987年6月20日上午7:50，她走完了人生的道路，终年73岁。我在8:00就打长途电话告诉嫮生，我只哭着说了一句：“母亲今天上午走了，马上来！”就说不下去了。嫮生和福永是在21日来到北京的。浩病故后，国外报纸都刊登了“流浪王妃病逝北京” 的消息。按照我们这里的安排，6月29日上午9:00举行了向浩的遗体告别的仪式。感谢我们亲爱的党，那天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杨静仁、杨成武以及首都各界人士数百人都来向浩告别，邓颖超大姐等领导同志敬献了花圈。我不免又想到敬爱的周总理，我想告诉周总理：您关心过的那个华籍日本女人也追随您去了，她在临闭目前也是想着如何做好一个中国人，如何推动中日友好这一伟大的事业。
　　眼看着和浩诀别的时刻到了，我留恋地俯下身去，在她耳边像往常一样地低声呼唤着：“我的浩！我的浩！”然而她听不见了。我老泪纵横，嫮生扶我离开了浩。
　　那一天，我回到护国寺的家里。嫮生、福永都来安慰我。我轻轻地闭上眼，仿佛我俩又在30年代日本稻毛的海滨漫步，迎着那惊涛拍岸的海浪，交谈一天的生活；我俩又仿佛在北京护国寺大街溜达，边走边和沿街摊贩打着招呼。这些善良的人们都认得我们这一对由中国人、日本人组成的夫妇，都乐意和我们说几句话。可是一睁开眼，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的浩，我的浩……”我又呼唤起来，“失去了你，我将怎样生活呢？”
　　正当我痛不欲生，整天痴痴呆呆、百无聊赖的时候，我的老朋友沈醉来看我了。我俩在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当专员，已经共事25年了。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总是关心着我，勉励着我。他向我说出了一句使我惊心的话：“溥二哥！周总理交给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
　　我清醒了。是的，交给我们整理核实的史料还有很多没有整理呢！我的《自传》还没有写呢！我当了全国人大代表，我还要为人民尤其为我们满族服务呢！我没有理由自暴自弃，我要振作起精神，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自那以后，跟我一起生活的秘书金子忠（我的侄儿）和保姆步阿姨帮我料理生活，我又打起精神每天去从事繁忙的工作，在工作中摆脱哀愁，寻找新的欢乐。
　　六十五 探望满族家乡
　　在我晚年的生活中，我经常接待着来自东北满族自治县的代表，他们携带着人参和各种烟酒等土产来到护国寺我的家里，一次次地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溥老，您什么时候回到家乡看一看呢？我们等着您。”
　　眼看我们满族故乡的生活好转了，满族子弟的生活也逐渐提高了，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我很想回故乡看一看。这个机会终于到来了。
　　1987年8月，我应承德地区同志的邀请参加了承德满族文史研究会和承德纳兰性德研究会，参观了承德市。这里的避暑山庄（热河行宫）是当初清朝康、乾二帝为了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安塞固疆而建造的大型宫苑，附近的外八庙是充分反映满族文化特色的宗教寺庙群，我作为满族子孙，非常希望有机会去瞻仰一下。8月20日，我偕四弟溥任等来到承德市，下榻于山庄宾馆。那个宾馆的匾额是我题写的。几天内参观了避暑山庄桥堤纵横、亭榭掩映，风光旖旎的美景以及雄伟巍峨富有民族特色的外八庙。在普宁寺参观千手千眼大佛时，喇嘛们还为我诵经祝寿。我记得伪满时期我来过承德，那时这里是个兵营。这些可以与汉唐离宫相媲美的皇家园林完全成了断垣残壁，到处野蒿丛生。只有在解放后的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它才得到保护和修复，以其独特的园林艺术和精湛的建筑艺术博得中外游客的青睐。我在承德参观期间，完全沐浴在民族团结平等友爱的气氛中，深感满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的光荣，逐渐消除了由于清末腐朽衰败给满族人民带来的自卑感。我和溥任四弟给承德博物馆捐赠了我家保存的先祖康熙皇帝书写的《畅春园记》手卷和对联等文物。
　　我对满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员的平等感、安全感、光荣感随着我回到满族王朝的发祥地——新宾满族自治县而加强了。
　　1988年7月底我应辽宁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邀请，参加了大连服装节。陪我同行的有四弟溥任、女婿福永健治，还有正在日本上大学的外孙女。我让他们随同看看当初满族的发祥地，慧生在世时是曾以她是爱新觉罗家的后裔而引以为荣的。在大连住了三天，参加了服装节的开幕式，观看了时装模特儿的精彩表演。李先念、雷洁琼等领导都参加了这个服装节的活动。然后由大连去新宾满族自治县参观，途中参观了沙儿湖，在附近的罗台宾馆用餐。我在沙儿湖参观时不由得遐想联翩，三百多年前这里是努尔哈赤领兵入关打过决定性胜利的一仗的地方，当时这里叫“大伙房”，意即一群起来举事起义的人，后来这里修了水库，就叫大伙房水库，又叫沙儿湖。历史变幻，疾如迅雷，白云苍狗，沦海桑田，满族由兴旺走向衰落，又由衰落归入民族大家庭的大海洋，我为它的现状感到高兴。来到新宾，我走在街上，看到这里高楼耸天，商店林立，一派繁荣兴旺景象，完全超出我的想象。我想，我们满族能有今天，都靠党的民族政策好，是党的民族政策，使各族人民能够获得发展，走各民族共同富裕的道路，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敌视对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新宾满族自治县的领导请我们一行来到距县城21公里的永陵参观。1598年，努尔哈赤选定这里为祖辈修建陵寝，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康熙十一年（1672年）终于修成一组雄伟的陵宫。现在这里埋葬着清肇祖、景祖、显祖等三位帝后的陵墓，陵墓保存良好。从前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位皇帝曾经踏着黄沙大道先后四次来这里祭祀祖先。今天我来到盘龙踞兽、饰金绘彩的殿堂前，双手抚摸着记载先祖清肇祖原皇帝猛哥帖木儿等人事迹的功德碑，内心充满了感激的心情，中国共产党尊重历史，尊重各民族历史上曾经做出贡献的人们，因此当我和四弟溥任双手合十，向自己的祖先行礼时，我既向自己祖辈表达了后辈尊敬的心情，也向共产党表达了满族子孙感激的心情。
　　新宾有座满族职业高中，我是那所学校的名誉校长，学校请我去参观。我来到校门前，全校数百名师生在门前列队欢迎，学校的大楼装饰一新。我听了校长的工作汇报，观看了校舍和师生的作业。他们要我题词，我挥笔写下了：
　　“学以致用，勤贵有恒，热爱祖国，众志成城。”
　　新宾满族自治县领导也要我题词，我写了：
　　“祝愿满族同胞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为祖国家乡经济建设多做贡献。”
　　这是我的心里话，满族子弟只有努力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多做贡献，才有光明的前途。
　　我离开新宾县时，县领导一再邀请我下次再去。我说：“我要再来的。我是满族人，我不会忘记家乡……”我们一行又来到沈阳，参观了沈阳故宫以及东陵、北陵等地。同样的，来到那些满族发家的旧地，我都有景仰尊敬的心情以及昔不如今的感觉。让我们满族子孙永远不要错过当前这大好机遇，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努力工作，一显身手吧！
　　1989年5月，辽宁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又请我参加满族大辞典的编辑工作，我又来到沈阳辽宁大学住了两天，也曾在北陵招待所小住。
　　1991年10月28日，我遇到了一件令我兴奋的事——日本立命馆大学授予我名誉法学博士的学位。授予学位的仪式是下午4:00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小礼堂举行的。仪式由立命馆大学法学部教授火田中和夫主持，立命馆大学的理事长西村清次亲自来华授我学位，学生代表向我献花，我致了答词，还有各界代表祝辞。仪式举行完后，立命馆大学在仿膳食堂设宴招待我们。我知道，我得到这种荣誉是因为我长期以来从事中日友好工作的结果。我今后要继续做好中日友好工作，为两国人民世世代代的友好往来做出贡献。
　　六十六 做一个中日友好的使者
　　1983年5月，我当选为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六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我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同时分工担任了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的副主任。我对于人大召开的各种会议都准时参加，并积极发言。我很感谢政府采纳了我在人大提出的关于教育青少年、加强法制建设等建议。1984年8月31日，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成立，赵朴初任会长，孙尚清、韩树英、沙里、赵安博和我任副会长。成立这个会的目的是为了对中日关系史作深入的研究，总结历史经验，加强中日两国人民的长期友好合作。我作为和日本有着密切关系的人员自然非常重视这个组织的建立。我在成立会上发言说，中日两国有着两千年的友好历史，尽管在后来的一个时期里发生过一些令人遗憾的事情，但是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是主要的。所以我们提出中日友好不是权宜之计，不是一种口号，而是为了两国人民的永世友好而必须做的一件大事。尤其我们和日本的社会制度不同，风俗、历史也不同，为了东亚的和平、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幸福，研究中日两国间的关系，确是非常必要的。
　　事实上，自从周总理向我提出要做好中日两国友好的工作后，我和浩就努力从事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每次访日，总是和各界人士接触，宣传中日友好。有一次一位日本记者问我：“为什么你要做中日友好的工作呢？”我对他说：“中日两国之间的小磨擦会有的，但是中日两国携起手来，子子孙孙，永久睦邻，和平相处，难道这不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想法吗？”1981年春节时，我和浩向日本朋友印发了如下的贺年卡：
　　恭祝
　　辛酉新春康疆百宜，曩岁重访蓬瀛，备承热情款待，无任铭刻衷怀，谨肃寸笺，聊志衷心感戴微忱。
　　更望今后在昔般基础上愈益协力同心为中日两国人民子孙永世友睦而共同奋励前进。
　　一九八一年新正元日
　　溥杰
　　爱新觉罗 　 顿首
　　浩
　　我们的护国寺家院内有棵枣树，高约六米，每年树梢结满了红色的枣儿，这是从旅顺郊外水师营的枣树嫁接过来的。1904年2月8日，日本军队向占领东北旅顺口的俄国军队发动突然袭击，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爆发了那场臭名昭著的日俄战争，结果是日本取代了俄国在中国的利益。日俄战争以美国斡旋订立了朴次茅斯条约而告终。订立条约后日本乃木大将得意扬扬地在水师营枣树下照像，那里的枣树就成了中国的耻辱、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的象征。现在我和浩的结合是中日友好的象征，我就把那里的枣树嫁接到我们家院内的枣树上，让它变腐朽为神奇，让屈辱一去不复返，友好之树永远长青！
　　六十七 尾声：写成自传
　　我的晚年一直有一件心事萦绕在心头，那就是撰写自传的问题。我知道像我这样过去罪孽深重的人现在能够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做一些有益的工作，这个转变过程一定是大家乐于知道的。我愿意告诉大家我的过去。我不忘记过去，才能有我的今天和明天。但是我一直事务繁忙，除了要参加人大常委会等各种活动外，我还要为很多喜欢我的书法的人写字。字写得不好，但为了使求字者不感失望，我总是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这样就总是抽不出时间来写我的自传。国内外很多记者都知道我在写自传，常常关心地询问我，我总是不能回答他们什么时候能够完成我的自传。1989年1月9日日本《读卖新闻》的记者对我说：“听说你在写自传。”我说：“是的，我已经82岁，记忆力衰退，我恐怕写不成这个自传了。”1990年我在访问日本时，日本作家陈舜臣问我：“你是不是在写自传？”我说：“是的，我作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专员，也有这个任务。但我没有写完，一方面忙，一方面我也有点懒呀！”我只能这样解释。我真着急，什么时候我能写完我的自传呢！
　　很高兴的是1991年全国政协领导请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副主任叶祖孚帮助我整理自传。整理的方法是我口述，他录音整理成文字，但是常常正在录音时来客拜访，或有人求我写字，我们的口述只好中断。所以更大的程度是他阅读资料，替我作些调查，弄清事实，再由他写成文字，我来修改定稿。我俩合作了两年多，经过多次的座谈讨论，这部自传终于写成可以交给读者来阅读了。
　　像在自传一开头所说的那样，我希望我的自传能够对读者有所裨益。旧社会是个罪恶的深渊，一个人在黑暗的社会里走上了曲折的道路，而且走得很远，但是中国共产党把他挽救过来，他还能为人民为国家做些好事。大家读后如能从中得到启发，热爱社会主义社会并且努力去建设社会主义，那就是我这个垂暮老人所热切期望的。
　　《溥杰自传》----执笔者的话 叶祖孚
　　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协助溥杰先生执笔写了《自传》。当誊清完了的稿件将要送往出版社之际，我的脑海中不时浮现出溥杰先生慈祥的面容，以及各界人士盼望《自传》出版所作出的热情支持，因而握笔向读者写了下面这些话。
　　我是怎样接受撰写《溥杰自传》任务的
　　十年以前我就认识溥杰先生了。当时他告诉很多人他正在写《自传》。他的《自传》的出版是大家普遍关心的。有位李老先生正在协助他整理，因为整理者也已年老，进度比较迟缓，溥杰先生有些无可奈何的感觉。不久李老先生不幸因车祸丧生，整理《自传》的工作就搁置起来了。溥杰先生想亲自动手，他实在公务繁忙，抽不出空来。有些人自告奋勇愿意协助他做整理工作，因为种种原因，溥杰先生没有同意。
　　1990年溥杰先生回到日本探亲，一位日本作家知道溥杰先生的《自传》尚没有写成，提出要为他写《自传》。溥杰先生回答他：“我有我的祖国，这件事我要请示我的国家。”回国后他正式向全国政协领导写了书面报告，汇报了这个情况。全国政协领导同志责成文史办公室物色个合适的人选来进行这项工作。于是文史办公室找到了我。因为我和溥杰先生本来就是认识的，此事可以说一拍即合，他很高兴找到我这个他认为合适的助手，我也高兴能有个机会向这位国内外著名的老人学习，于是我们就进行了两年多的合作，终于写成了《溥杰自传》的初稿。
　　溥杰先生的特殊历史地位
　　两年多来，我阅读了大量有关伪满洲国战犯方面的书籍，查阅了大量档案史料，采访了溥杰先生的很多皇族亲戚和朋友，并专程赴抚顺、铁岭、沈阳、吉林、长春等地，访问了当年和溥杰先生共同生活过的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以及研究伪满历史的专家和学者，听取他们的意见。使我认识到要撰写好《自传》，首先要认识到溥杰先生在中国的特殊历史地位。按照溥杰先生担任的官职来说，本不算高，他在1935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在伪满洲国担任过陆军步兵中尉、禁卫兵团的排长、禁卫队步兵团的上尉连长、陆军训练学校的少校教官等职，最后在伪满洲国崩溃以后跟随溥仪出逃的过程中，才调任中校侍从武官。可是他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先生的弟弟，清王朝覆灭以后，他积极主张复辟清朝，为此他先后三次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等学校学习，受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青睐，日本军国主义者专为他安排了婚姻，并制订了《帝位继承法》，规定他和嵯峨浩所生的男孩可以继承伪满洲国的王位。由此可见，溥杰先生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眼中的地位是很特殊的。既然他的地位很重要，为什么职位不高呢？这是因为对日本军国主义者来说，要晋升官职，是要经过严格训练的；同时他们也没有意识到伪满洲国会覆灭得这样迅速，像肥皂泡一样，很快就破灭了。因此尽管溥杰的职务不高，但身分是特殊的。从溥仪先生与溥杰先生的关系来说，溥杰的身分也是特殊的。众所周知，溥仪先生在当上皇帝以后，曾经有过几个亲近的人，如陈宝琛、庄士敦、郑孝胥等，当这些人一个个离开他以后，唯一可以与交谈并商议大事的人只剩下溥杰了，尽管他对溥杰也是怀疑的，因为溥杰娶了个日本妻子，这是日本人安插在他们兄弟俩身边的“特务”，但除此以外，他再也没有找到可以信任的人，所以虽然溥杰不是每天在他身边（溥杰在宫内府外边工作），他有事也常找溥杰商量。在伪满洲国即将崩溃，他仓皇逃离长春的时候，也没有忘记把溥杰带上，并委任他为侍从武官。溥杰对溥仪确实也忠心耿耿，以死相报。兄弟两人这种生死与共的态度，就是溥杰先生特殊身分之所在。正因为这些，溥杰先生虽然职务不高，但他还是成了战犯。
　　1959年和1960年，溥仪先生和溥杰先生相继从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以后，两人都得到了国家妥善的安排，尤其周恩来总理更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溥仪先生去世以后，溥杰先生无形之中继承了溥仪先生原有的地位，成了满族人士中最高的代表性人士，并担任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职务。比溥仪先生还多一层关系的是他与日本上层人士间的亲密联系。他留学日本，在日本旧军人间有很多老同学；他的妻子嵯峨浩是日本华族，他在日本贵族阶层间有很多亲戚，包括日本天皇也是他的亲戚。这种绵亘半个世纪中日两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溥杰先生身上完全能够体验到。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把千百万的中国人民推到灾难之中，也殃及日本人民，这种利害关系即使溥杰先生也能亲自体验到。所以溥杰先生极力主张中日两国和平友好相处，在他的晚年，他自己以及他的全家都在为中日友好事业奔走努力，他的这种苦心是为我们所理解并赞扬的。从溥杰先生身上既可以看出从清末一直到现在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缩影，也可以看出近半个世纪以来中日两国关系史的缩影，这就是他的特殊历史地位。这也是他的《自传》所以要受到人们关注的原因。
　　长期蕴藏在溥杰心中的矛盾
　　要协助溥杰先生撰写好自传，就要弄清楚他长期以来蕴藏在心中的矛盾。溥杰先生本人很长时期也在思索这个问题。他不讳言他逆历史潮流而动，犹如螳臂当车，他和溥仪先生梦想复辟已被推翻了的清朝，但是他们是没有力量的。要复辟清朝，只有依靠帝国主义的帮助，正好日本帝国主义虎视眈眈，伺机而动，就利用他们作为工具，实现了侵华的野心。一旦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溥杰先生立刻体味到寄人篱下俯首帖耳那种奴才生活的难堪滋味，复辟清朝只能是一种遥远的幻想，永远不能实现了，当满洲国的儿皇帝则是他们面临的现实。他们实现不了自己的梦想，又摆脱不了这种难以忍受的现实，于是他们就陷入极度痛苦之中。溥杰先生在这种痛苦的处境中唯一能够获得的安慰是来自他的夫人嵯峨浩，尽管这个日本女子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安排嫁给他的，可是她却同情自己的丈夫，不满意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华暴行，夫妻相濡以沫，溥杰靠从浩夫人那里得到慰藉来度过他的日子。直到日本投降，溥杰先生被囚苏联，他那复辟清室的幻梦结束了，日本军国主义强加在他头上的凌辱也结束了。他反而平静下来，思考今后的出路，他想抛弃皇家贵族之尊的地位，与嵯峨浩去过平民一般的小家庭生活，了此一生。因此产生了想随日本战俘偷渡回日本和嵯峨浩团聚的想法，但这也是不能实现的。1950年他们被遣回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长期的学习改造生活使他猛省过来，他从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方面觉悟到自己长期站在反动立场上与人民为敌这一罪恶的严重性，省悟到要重新做人的必要性。很多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过的干部都能证明他在那一段日子里安心学习接受改造的良好表现。但他还是盼望着与妻女团圆，等待释放出去后过平民生活。这个愿望他实现了。在抚顺期间，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他第一个获准与妻女通信，他又重温了家人之间那种天伦之乐。妻儿团聚、共聚一堂，本来是中国传统道德中珍贵的并为人们所追求的观念，溥杰是重视这点的，他盼望合家团聚就成了他生命中唯一的精神支柱，这可以从他的抚顺日记中看得出来。他终于获得特赦回家，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他和嵯峨浩妻女又团聚在一起了。这是他心悦诚服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中心所在。每当他和我谈起周恩来总理以及这一段经历时，他眉宇间总要流露那种无限感激与敬服的心情。而且他后来从事文史资料专员工作，又当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委员，参与了国家大事的决策工作，如果与在伪满时期的傀儡生活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他认识到身负重任，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他鞭笞自己从前那种复辟清朝的丑恶思想，真心诚意地投入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洪流中。这就是溥杰先生心中矛盾的产生以及解决的经过。
　　重视《自传》 写好《自传》
　　当撰写《自传》任务确定之后，我和溥杰先生进行了多次的交谈与讨论，我惶恐地对溥老说溥老一生的历史跨度很长，很多事情是我所不了解的。溥杰先生说：“那咱们就合作吧！你问，我回答。”从此，我出入护国寺溥老家的小四合院，我俩在南面会客室里促膝长谈，只是不时被不速之客的来访打断。北屋是溥老的书房和卧室，有时我也获准在旁观看溥杰先生挥洒自如地写字。
　　溥杰先生有个主导思想，他说：“不要写太长。”他非常尊敬溥仪先生，他说凡是《我的前半生》中写过的东西就不要再写了。他不愿意让他的书在字数方面超过《我的前半生》，事实上《我的前半生》已是部成名之作，我协助溥杰先生撰写的《自传》不可能超过它。溥杰先生与溥仪先生有很多不同之点，溥杰先生为人谨慎持重，办事胸有成竹，说话也有分寸，他的《自传》应该体现溥杰先生本人的特点，写法上也要与《我的前半生》不同。有些问题在写《自传》时简略了，例如醇亲王载沣与福晋之间的矛盾，只是笼统地写他夫妻俩关系不太协调。他本人那时尚小，很多事不知道，外间的传说不足为凭，在《自传》中不可能写得很详细。至于溥杰先生和第一个妻子唐怡莹的结婚离婚问题，也只是简单地一写，溥杰先生不愿意回忆那些使他烦恼的事。倒是一提起嵯峨浩夫人，溥杰先生就怀着无限的深情去回忆，甚至有些伤感。1992年5月，是浩夫人逝世五周年纪念，日本亲属要举行纪念仪式，溥杰先生应邀回日本去，我去为他送行。溥杰先生对我说：“浩和慧生的骨灰一半留在日本爱新觉罗神社里；一半就在护国寺家里。我将来死了，骨灰的一半也要送到日本，和她们在一起；另一半则留在这里随便扔那里算了。”他对浩夫人那种埋在灵魂深处的深情又不可避免地流露出来，真是令人感动。慧生殉情死去已多年了，他在会客室中挂着一张慧生画的静物写生油画，书房中挂着慧生的半身肖像，他还在默默地思念。
　　在《自传》写作中有些地方溥杰先生显然改变了他过去的提法。例如浩夫人所著《流浪王妃》一书，溥杰先生为它作序，溥杰先生非常看重这本书，认为是目前流行的关于写他的书中最好的一本。但在写《自传》时，他不同意写他结婚是“选妃”的提法，因为他本人没有封王。按照日本贵族嫁女儿时这样神秘的选择，溥杰先生又是“御弟”，以习俗论，也可以称作“选妃”的，但尊重他本人的意见，避免了“选妃”的提法。
　　溥杰先生重视《自传》的写作，他曾不止一次地拉着我的手说：“快一点吧！”这使我非常感动。他是一个素不求人的人，只有人求他写字题匾，他几乎有求必应；从未见他求过人，但他却要求我快点完成《自传》的写作工作，我理解他的心情。他要求《自传》不要写得太长，也是年龄过高这个重要的因素在催促他，没有时间作过多的扩写了。读者在读完这本《自传》后，如果觉得有所不满足的话，希望能够理解垂老的溥杰先生的心情。我每写完一部分，溥杰先生总是认真地修改，他是个文人，修改之处非常妥贴。溥杰先生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这一章，因为年代久远，有些细节他记忆不清。我为此专程赴抚顺、铁岭、沈阳、吉林、长春等地采访调查，写了一章，呈给他阅。他阅后给我写了一封信：
　　叶祖孚同志：
　　你搜集编纂的《自传》第三部分，确是费尽了力量和时间翔实又全面的大作。我在逐字逐句的核实之后，认为是可交卷的一部史料。此致
　　敬礼！
　　癸酉一月八日溥杰
　　说明他满意这一章的撰述。但是随后他就病倒了。1993年1月他参加完第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之后，因颈椎病、气管炎等病复发，住进了协和医院。这时他的妻弟嵯峨公元的儿子要结婚，他本打算赴日参加婚礼，而临行前病倒了。我去探望他，他在病床上为我写了个条子介绍我去采访他的五妹爱新觉罗·韫馨：
　　五妹：今有叶祖孚先生受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之托，写有关我的自传，希望你能予以接见，将在特赦后到北京住在你家的详细经过以及我和老万的关系等等，对叶老讲明，以便能提前出书。专此拜恳。
　　兄
　　溥杰
　　1993．2．1于协和医院303病房
　　短短不到100个字的短笺，交代得很具体，文如其人，而且又一次提到他希望书快出版，反映了他心灵深处的愿望。此后别的病并发产生，他的病情日趋严重，甚至卧床不起。3月2日，我去医院探望他，他和我商量，说：“我此次去日本，要送四份礼：一份送给天皇，一份送给皇太子，一份送给嵯峨公元的儿子，一份送给女儿。你看好吗？”我再三安慰他好好养病，不要想去日本的事了。但我又想起《自传》的问题，上次他交给我写给五妹的纸条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写给别人的手迹。垂危之际，还在惦念着他的《自传》的出版，这给我增添了压力，我终于在他住院之际，写完了《自传》的初稿，中间不断在去医院看望他时与他商量稿件的措辞，斟酌字句，他同意了我最后几节的写法。
　　此后他的病情急转直下，甚至昏迷不醒。中央领导同志李鹏、李瑞环等都到医院探视。他在日本的女儿、女婿、亲戚以及日本驻华大使和其他日本友人分批自日本来华探视，他们手捧鲜花环绕在病床周围，祝愿着这位为中日友好事业奔走努力的老人早日恢复健康。溥杰先生没有让大家失望，他终于从病情严重的状态下逐渐康复过来，摘除了挂在床头的各种输液瓶子，并开始重进饮食。他用中文、日文两种语言回答着一批批来探望他的朋友。5月15日，我又一次来到协和医院病床前探望他。当我告诉他书稿已全部写完，正在征求有关人士的意见时，他从病床伸出两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连说：“谢谢！谢谢！”又用手指着自己的心窝，对我说：“我从心里感谢您！”我从老人那种快乐的表情中也获得了极大的安慰，我衷心祝愿溥杰先生身体恢复健康，并且能早日看到《自传》的出版。
　　感谢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
　　撰写《自传》两年多来，我不断得到来自各界朋友们的亲切支持。很多人知道我在做这项工作以后，都说：“快写吧！这事可重要了！”
　　去年9月，我来到沈阳，《沈阳日报》上有人写文章，题名《溥杰自传之谜》，也在询问：这么重要的工作，倒底谁在做呢？难道永远空白下去吗？我要不自量地回答，让我协助溥杰先生完成这项重要的历史任务吧！感谢辽宁省政协、抚顺市政协、铁岭市政协、吉林省政协、长春市政协、吉林市政协等单位在撰写过程中给了我巨大的帮助。我曾访问当年抚顺市战犯管理所的金源所长、管教员李福生、李渤涛、姜亦成、医生关慧贤，他们都向我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他们向我转达了对溥杰先生亲切的问候，其中有些人到北京时曾去溥杰先生的寓所看望过他。管教人员与被管教人员之间这种亲密无间的友谊恐怕也只有我们这样的国家才会有吧！中国共产党的改造政策获得了巨大的胜利，我从协助溥杰先生撰写《自传》的过程中充分体会到了这一点。
　　在北京的时候，我曾就《自传》的写法请教过李文达，他给了我亲切的指导。
　　在长春的时候，我有幸拜访了吉林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王庆祥、长春伪皇宫的王文锋，他们都对溥杰先生的社会地位作了精辟的分析。
　　溥杰先生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时曾写有日记，这是个重要的历史资料，原日记已被销毁，但群众出版社藏有《溥杰日记》的原套照片。群众出版社出示了这一套照片，并同意发表在《自传》的后面，使读者能够了解溥杰先生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时的具体情况。我在这里向群众出版社表示诚挚的谢意。
　　此外，溥杰先生的四弟溥任（金友之）先生在撰写本书过程中不断给予具体的帮助，协助审阅了书稿。沈醉、田耕、原建新诸位都曾借给我重要的资料，我也在这里向他们表示感谢。
　　众志成城，在大家的亲切帮助下，溥杰先生撰写《自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愿《自传》在供大家学习历史、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1993年7月27日于新文化街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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